投龙——西湖道教信仰的一个侧面 - 陈杰

元祐五年（1090）四月，杭州知州苏轼上《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这份奏议中，苏轼列举了西湖不可废的五个理由，其中排在第一位的是西湖作为“放生池”的价值。今人看来，苏轼所列的西湖其他四个不可废的理由：城市水源、农田灌溉、调剂运河、酒税来源，无论哪一条都显然优于所谓放生“为人主祈福”的价值。但是，苏轼将这一理由列为第一条，不仅仅是一种“话术”，而是从西湖本身自唐以来所拥有的“信仰圣地”属性出发，提出的具有说服力的一条理由。

唐以来，杭州西湖逐渐由一个单纯的城市水源地转化为一个景观湖泊，在这一过程中，文人的改造和题咏自然是关键的因素，但是也不能忽视宗教信仰在湖泊功能改造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除了苏轼所提到的佛家放生之举以外，唐以来盛行的投龙，也让西湖成为道教信仰的重要归宿地。

投龙的起源

投龙，是道教斋醮仪式中的一环，一般是将写有祈福消罪之语的文简和玉璧、金属制作的龙、金钮一起用青丝捆扎起来，在举办特定的斋醮仪式以后，投入名山大川，作为和神灵沟通的一种方式。投龙的兴起是和道教在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的不断发展并行的。

投龙，来源于五斗米道的“三官书”。五斗米道兴起于东汉末年，在汉末战乱，瘟疫频发的历史背景下，五斗米道以祛病为传播的主要形式，发展建立地方性的政教合一政权。其祛病的主要方式即是所谓“三官书”，《三国志》卷八裴注引《典略》：“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张鲁等五斗米道的传道者为病人出具“三官书”，病愈以后以五斗米为谢礼，五斗米道因此得名。

五斗米道在魏晋时期盛行于江南，至南齐时，杭州已有五斗米道的传道者，《南齐书》载：“杜京产，字景齐，吴郡钱塘人……世传五斗米道。”山阴会稽王氏也是五斗米道的信奉者。五斗米道的流传，使得所谓“三官书”在江南地界开始流传。“三官书”的目的是除罪，五斗米道认为人的疾病是“天罚”，因此需要通过投递三官书的方式，自省消罪。而这个传统在“三官书”转化为投龙仪式的过程中被保留下来。

投龙与“三官书”的不同就在于它采用金、玉等材质制作媒介物，这种材质的要求使得投龙成为上层社会的专利。此时金属铸造的龙起到了“邮递员”的作用，来源于现实社会中的驿传制度，金属龙往往铸造成走龙的样式。陕西历史博物馆所藏何家村窖藏中，就有12枚金龙，长4厘米，高2.8厘米，纯金浇铸，每一件都是行走状态，应为道教投龙仪式所用。

唐代，由于皇室自认为是老子李耳后裔，因此道教得到了官方层面的重视，投龙仪式因此也盛行一时。唐代甚至将投龙上升为国家行为，尤其是唐玄宗时期，道教发展到了一个高峰，投龙也空前频繁，史载：“玄宗御极多年，尚长生轻举之术。……天下名山，令道士中官合炼醮祭，相继于路，投龙奠玉……”目前有出土于唐开元二十六年（738）的唐玄宗遣使投于湖南衡山的铜简（贵州省博物馆藏），可以作为唐玄宗时期投龙行为的实物佐证。

唐代对投龙的热衷，影响到了五代各割据政权，尤其是南方的割据政权。2016年，浙江台州黄岩南宋赵伯沄墓出土了南唐投龙玉璧一枚。玉璧上镌刻49字铭文：“大唐皇帝昪，谨于东都内庭，修金箓道场，设醮谢土，上仰玄泽，修斋事毕，谨以金龙玉璧，投诣西山洞府。昇元四年十月日告闻。”

南唐烈祖李昪于昇元三年（939）决定奉李唐为正朔，更国号为“唐”。次年就巡行东都广陵，建金箓道场设醮修斋，结束后投龙于“西山”。这里的“西山”，据考证为苏州西山林屋洞，自南唐以来就是投龙之所，1982年，林屋洞发现宋真宗投龙玉简，可为旁证。也有学者认为“西山”为洪州的著名道教洞天福地西山天宝洞。不论“西山”是在苏州还是洪州，共同点在于投龙选择的地方一定是道教的洞天福地。唐代杜光庭撰《天坛王屋山圣迹叙》记载说：“国家保安宗社，金箓籍文，设罗天之醮，投金龙玉简于天下名山洞府。”

相比之下，吴越钱氏的投龙就更为频繁，目前出土的投龙相关的文物，吴越国数量相对较多，根据统计，目前出土发现吴越钱氏的投简实物10件（套），分别藏于浙江省博物馆、绍兴博物馆等处（见下表），除了吴越忠逊王钱弘倧以外，其他历任吴越国王的投简实物均有出土，时间贯穿吴越国的历史始终。在这其中，杭州西湖出水的投简实物有7件（套），占据全部出土实物的70%。同时，在杭州西湖中还出水有诸多的吴越时期的投龙，杭州西湖博物馆总馆展厅就展出有吴越时期的鎏金铜龙一枚、铜龙一枚、铅龙两枚（为私人捐赠），应为吴越时期频繁的西湖投龙行为的见证物。

吴越时期的西湖投龙，在仪制上呈现出以下特征：

其一，投龙与帝王的“本命”有了密切的联系。吴越时期的投龙简文上俱有吴越王的名讳、生辰、年龄，并有“庚甲行年，四时履历”之类的字样，如1977年出土于绍兴望仙桥的钱镠77岁银简（绍兴博物馆藏）就如是写：“大道弟子天下都元帅尚父守尚书令吴越国王钱镠，年七十七岁，二月十六日生……乞镠庚甲行年，四时履历，寿龄延远，眼目光明，家国兴隆，子孙繁盛。”所谓“庚甲”，即指生辰八字。投龙简的内容将祈愿和帝王命理结合，体现出道教祈求长生的思想对唐五代帝王的深刻影响。帝王本命须记载于投龙简，源于唐代，唐玄宗开元年间拟定的投龙仪中明确规定：“假令本命，降诞功德，保护主上圣躬，皆须申明。根本所由，令得众圣咸闻，若不具明，虚费传驿。”因此，吴越的投龙具有很浓厚的帝王个人色彩，其根本目的并非是为了庇佑国泰民安，而是和帝王个人的长寿祈求和本命庇护有关。

值得一提的是投龙的地点，同样是和帝王的本命有密切关系的。唐玄宗的投龙仪式特别注重华山，这和唐玄宗的本命可能是华山有密切的关系。唐代的投龙也以投山简为多。吴越的投龙仪式，尤其是钱镠时期，对西湖特别看重，目前发现的吴越投龙简皆为投水简。从原因分析，应该是西湖对吴越首府杭州的城市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城市的水源、收入、防御皆仰赖于西湖一水，因此吴越王在有所祈的时候，自然首先就近向杭州西湖的“水府”投告。西湖也因此被吴越国神圣化，成为具有道教神性的湖泊。

其二，仪制的规范化。吴越国时期，随着投龙仪式上升到国家层面，投龙的仪制逐渐形成了一套规范的体系，一个集中表现就是投龙简文字趋向程式化，从现存的吴越投龙简看，吴越后期的钱弘佐、钱弘俶的投龙简文字，在行文上几乎是照抄前代的钱镠、钱元瓘的投龙简，格式也大致相同，这种特征甚至还可以作为判断吴越投龙简真伪的依据。

其三，道教信仰成为帝王个人神圣化的工具。从吴越投龙简的行文看，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道教徒的头衔加在吴越国王的官衔之前。前述的钱镠77岁银简上，“大道弟子”四字即冠在钱镠的官衔前，在钱弘俶于951年投西湖银简（浙江省博物馆藏）上，也将自己的头衔定为“大道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弟子”，并冠于世俗官衔前。这种吴越国王自认道教信徒的做法十分耐人寻味。众所周知，在吴越时期，佛教极其昌盛，西湖周边建佛寺造佛塔，甚至仿效阿育王造八万四千塔，令杭州有了“东南佛国”之美誉。但是从投龙的行为和仪轨看，吴越国王在崇佛的同时，也在利用道教为自身营造神圣化，体现出了吴越时期帝王信仰的实用主义和复杂性。同时值得一提的是，投龙简中皆明载了吴越国王的生辰，对生日的重视其实来自佛教，“过生日”的风俗源自隋文帝，仁寿三年（603），隋文帝颁诏：“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宜令海内为武元皇帝、元明皇后断屠。”生日习俗侵入道教的投龙仪式，显示出一种佛道融合的趋向。

而进入北宋时期，西湖仍然是帝王投龙所钟爱的地点，浙江省博物馆藏有西湖出水金龙一件，为1955年杭州市建设局西湖疏浚工程处移交，金龙形制与浙江仙居括苍山出土的北宋真宗时期的金龙形制一致，因此可认为是北宋时期西湖投龙的实物例证。这也说明，自吴越国以后，北宋朝廷依然将西湖作为神圣的水域，沿袭吴越的做法，将帝王的个人诉求投之西湖。

投龙，作为中国道教发展史上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产生于唐代，至五代和宋代达到极盛并逐渐成形。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由于吴越国的作为，使得西湖成为道教投龙现象研究中不可不忽视的一个重要地点。西湖出水的投龙相关实物之多，内容之丰厚，时间跨度之久，都是其他区域无法比拟的。

投龙现象的本质，是古代帝王将自身的私域诉求上升到国家层面，从而为自身统治塑造合法化的过程。对这个过程的探讨，可以窥见古代帝王信仰的复杂性和功利性，考察其历史变迁，也可以从侧面探索帝王利用宗教信仰丰富其统治手段的方法。在探究西湖道教文化时，应将西湖投龙的变迁及其影响纳入研究。

陈杰，杭州西湖博物馆总馆文博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