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对杭州城湖关系的再梳理 - 杨金萍

自古以来，西湖就是杭州城市的重要水源，不仅为杭州的饮用水源，也是周边农业生产的灌溉水源，同时也是调节运河水位的水源。在苏轼来杭任职后重新梳理了杭州城与西湖的关系，形成独特城湖美学，并进一步平衡西湖利用的短期经济利益和长期经济利益，盘活西湖对杭州整体经济的作用。

北宋元祐五年（1090），苏轼在杭州知州任上发动疏浚西湖，这次疏浚在西湖的发展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苏轼发动杭州民工，历时半年，疏浚西湖。在疏浚西湖过程中，苏轼将挖出的淤泥葑草堆于湖上，筑成一条长堤，解决了湖南北交通问题。堤上遍植桃李，又作六桥，方便水上交通，杭人名之为“苏公堤”，为防止西湖再度淤塞，后来成为南宋“西湖十景”之首“苏堤春晓”。苏轼又于湖最深处置三塔为界，三塔之内，不得侵占种植菱藕。后为南宋“西湖十景”中的“三潭印月”。因此，苏轼的这一次疏浚，既是西湖保护管理的范例，又是西湖“两堤三岛”格局形成的开端。

城市水源地维系的城湖关系

杭州城市与西湖的关系，最早是通过西湖城市水源地的地位来维系的。杭州城区和西湖最早曾为海湾，当代学者认为西湖是一个潟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西湖东面的土地逐渐具备了人居住的条件。秦汉时期，钱唐县的位置根据刘道真（一作刘真道）的记载，在“灵隐山下”。根据林华东先生的考证，秦汉钱唐故县的位置应该在宝石山东部，其核心区域在今少年宫、凤起路西、武林路、环城西路直至钱塘门一带。

这个区域靠近刘道真《钱塘记》中所记录的“明圣湖”，陈志坚先生认为明圣湖就是金牛湖，就在今涌金门一带。如果按照这一推测，秦汉钱唐县就已经和西湖产生了一定的联系。隋唐时期是杭州城市发展的一个转折时期，首先是开皇九年（589）平陈后，隋朝设杭州，杭州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历史上。其后，隋将州治由余杭移至钱唐县。开皇十年（590）杨素又修建杭州城于柳浦西，依凤凰山筑“子城十里”，与钱唐县城并立，即白居易后来诗中所说的“州傍青山县傍湖”。是时，杭州城市的人口应该并不多，到唐德宗建中年间，杭州刺史李泌引西湖水入城建立六井，杭州才开始“民足于水，井邑日富”。

也就是从李泌建立六井开始，西湖和杭州城市的关系就建立在西湖是城市水源地的基础上，唐宋时期的城湖关系，就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加以理解。随后在长庆年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疏浚西湖，筑堤蓄水。白居易在《钱塘湖石记》中对湖水和城中六井、运河的关系第一次做了一个系统的阐述，白居易首先阐述西湖和运河（官河）之间的关系，认为湖水是运河的重要水源，在运河水位低无法通行的时候，可以通过西湖水加以调节。

另一方面，白居易阐述了西湖和城中六井的关系，认为六井虽然取用湖水，但是并不会造成湖水干涸，因为“湖底高，井管低，湖中又有泉数十眼”。白居易对城湖关系的表述，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三点，西湖是杭州城市的饮用水源；西湖是杭州周边农业生产的灌溉水源；西湖是调节运河水位的水源。白居易是第一个从科学的角度，对城湖关系进行分析梳理的，他对西湖功用的科学论述无疑对后世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苏轼在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为杭州通判，在杭三年，其后在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为杭州知州，可以想见，苏轼第一次来杭的三年，为他系统了解和认识杭州的城市格局、城湖关系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在通判任上，他通过走访，想必对杭州的城市建设有了一个初步的通盘考虑，因此得以在第二次任杭的短短两年里迅速付诸实施。苏轼对城湖关系的梳理，就体现在他第二次任杭期间的几份重要奏议中。

元祐五年（1090）四月二十九日的《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应该是苏轼对杭州城市与西湖关系进行通盘考虑以后提交的一份具有说服力的奏议。在这份奏议中，苏轼将西湖和杭州城市之间的关系归纳为五个方面，而这五个方面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来理解。

第一个层次是对白居易《钱塘湖石记》论点的继承，也就是苏轼奏议中提出的西湖五大功用的第二、三、四条：西湖连通杭州六井，是杭州的饮用水源；西湖周边农田依赖于湖水灌溉，是杭州的灌溉水源；西湖连通运河，是运河保持通航水位，避免反复淤塞的水源。

第二个层次是提出了西湖经济价值，苏轼对西湖功用的理解，进一步提升到经济层面，他不但认为西湖是杭州城市维系的根本，“百万生聚待此而后食”，而且从经济层面计算了西湖的贡献，一方面，西湖的存在可以让杭州城市节约取水、运河疏浚等大量维持城市运转的开支；另一方面，西湖是杭州酿酒业的重要水源，可以为杭州提供大量的酒税收入。

第三个层次是进一步提出了西湖的文化信仰价值，苏轼指出：“天禧中，故相王钦若始奏以西湖为放生池，禁捕鱼鸟为人主祈福。自是以来，每岁四月八日，郡人数万会于湖上，所活羽毛鳞介以百万数，皆西北向稽首，仰祝千万岁寿。”西湖在宗教信仰上的价值第一次被提出，从而为西湖由单纯的城市功能性湖泊转向人文精神家园奠定了基础。这三个层次的跃迁，源自杭州城市在唐五代及宋初时期的不断发展。在李泌建立六井以后，杭州城市的区域其实并不大，这可以从六井的分布区域看出来。六井中的相国井在今浣纱路、井亭桥西侧；西井在今吴山路和邮电路交叉口附近；金牛池在吴山路和群英路交叉口附近；方井约在今平海路与延安路交叉口附近；白龟池在龙翔桥西；小方井在今小车桥附近。

总体来说，六井的位置皆在西湖和浣纱路之间的狭窄区域，有学者推测是和浣纱路当时是一条河有关，六井作为引水取水的装置，无法突破河道的限制。北宋时期杭州知州沈遘所修的沈公井，今天推测位于定安路和西湖大道的交叉口附近。沈公井又称“南井”，它的出现满足了钱唐县城区的范围向南拓展的需求，也就是苏轼说的“最得要地，四远取汲”。杨素所建立的杭州城，由于钱唐县的不断南拓，逐渐融为一体，成为现在的杭州主城区。在这个过程中，西湖作为杭州水源地，由于地方官的施政而取水面不断拓展，推动着城市拓展，这充分说明杭州城市是立足于“因湖而兴”的。

园林建筑布局灵活多变， 将人工美与自然美融为一体， 形成巧夺天工的效果。西湖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更凸显出城湖美学的重要性。西湖中的建筑配置花木绿草，将自然之美提升到更高境界，也因景色的融合使建筑拥有独特的艺术之美。苏轼在《喜雨亭记》中道：“亭以雨名， 志喜也。古者有喜， 则以名物， 示不忘也……为亭于堂之北， 而凿池其南， 引流种木， 以为休息之所。”亭与堂屋、水、植物， 人工与自然美的融合，也造就了西湖独特的园林风光，可以说是互相成就。通过苏轼对城湖美学的呈现，也不难看出苏轼对既往生活的思考、幽静空灵的意境和平静安详精神境界的追求。

最后，随着西湖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性不断加强，它逐渐成为城市人民的精神家园，尤其是吴越时期，对西湖周边的寺院佛塔进行了持续的建设，打造了“东南佛国”，使得西湖成为重要的佛教圣地，北宋时期的“放生池”之设，就源于此。因此，苏轼在《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中，第一次将西湖的文化价值和信仰价值列在了西湖“不可废”理由的第一位，也就是从苏轼这个时期开始，西湖由单纯的自然湖泊开始转向成为一个人文湖泊，成为杭州的城市精神家园，苏轼是较早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加以阐述的人。

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明苏轼对这一问题的认知，苏轼疏浚西湖之后，将淤泥葑草堆积湖上，筑成南北相通的长堤。苏轼自作诗曰：“六桥横绝天汉上，北山始与南屏通。”筑堤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贯通西湖南北的交通，试问，如果西湖南北均是无人生活之处，那筑堤贯通南北还有必要吗？北宋时，北山一带自东向西就有昭庆寺、凤林寺、灵隐寺诸寺；南屏有净慈寺、兴教寺等寺院，都是香火繁盛、浮屠林立之处。可以说，是西湖的人文化，决定了苏堤建造的必要性，而苏堤的建造，进一步开启了西湖“两堤三岛”格局的形成，推动了西湖的人文化。苏轼对园林建筑的美学研究也深入到了结合灵活多变的布局，将人工美与自然美融为一体，达到巧夺天工效果的阶段。

在这个过程中，苏轼形成了统筹性、广域性、差异性的城湖关系认知与宁静祥和的风景园林美学。苏轼对城湖关系的梳理，以及他对西湖保护、利用、管理的丰富经验，对后世以及对西湖文化景观遗产的最终形成，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杨金萍，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灵隐管理处文博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