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赴任杭州

“且向钱塘湖上去冷吟闲醉二三年”

——白居易赴杭就任

唐穆宗长庆二年（822）七月，头发斑白的大诗人白居易，离开京城长安，踏上商山、襄汉大道，前往杭州。这一次赴杭，他是奉旨卸去中书舍人之职，去出任杭州刺史的。这一年他整整五十岁。“凤诏停舍人，鱼书除刺史”(《出守杭州路次蓝溪作》),“五十江城守，停杯一自思”(《对酒自勉》),“头白向江东”（《商山路有感》）,“白发江城守”（《逢张十八员外籍》）,这些他在远涉杭州的路途中写的诗句，就是他以半百之年赴杭任职的实录。

这条商汉大道是白居易前几年被贬为江州司马，复迁为忠州刺史时走过的。现在辞亲别友，“扬鞭簇车马，挥手辞亲故”（《初出城留别》）,离开京城，重踏旧路，而亲朋们有的已作古，有的远隔天涯，一路上的青山绿水仍如当年，他不免涌上浓浓的怀旧之情与迟暮之感：“青山满眼在，白发半头生”（《重到江州感旧游》）,“交游半已无”(《感旧游》),“鬓发三分白，交亲一半无”（《郢州赠别王使君》）。就这样，他过商山，跨汉江，渡洞庭，经江州，走向西子湖畔。白居易此次出任杭州刺史，真是心事浩茫，心情相当复杂。

杭州，唐代中期后属江南西道，与苏州并称为东南两大名郡。当时的杭州商业繁荣，交通发达，经济富庶，城市人口激增，所谓“咽喉吴越，势雄江海，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全唐文·李华·杭州刺史厅壁记》）,就是对杭州繁华景象的描绘。到杭州作行政长官比在江州、忠州等较穷僻边远的地方作官，环境与生活条件都要好得多了。而且，根据当时朝廷任命官员的惯例，到杭州这样经济发达的州郡做刺史，要选用资历较深且有名望的官员。比白居易年轻三十一岁的诗人杜牧，就曾为谋求杭州刺史之职向宰相上书说：“杭州户十万，税钱五十万，刺史之重，可以杀生，而有厚禄。朝廷多用名曹正郎有名望而老于为政者而为之。”（杜牧《上宰相求杭州启》）所以，白居易出守杭州与贬官江州做个小小的司马并不一样，其资历名望多少还受到朝廷的看重。此外，白居易少年时期曾在杭州游历几年，对杭州的山水风光、文化氛围、民风习俗等方面都留有深刻而美好的印象，所以一路上仍不时唤起当年的记忆。因此，他在来杭的旅途中翘首遥望：“烟波三十宿，犹未到钱塘。”（《夜泊旅望》）似乎怪行船太慢，他恨不得早日到达杭州。

不过，这次白居易离京赴杭，亦有政治上、思想上的原因，其中颇有些无奈，心情也有沉重的一面。这一年正月，他上了一篇奏疏《论行营状》，陈述对于河北用兵的意见，主张讨伐河北藩镇之乱，并推荐了两名统帅人选，但不被穆宗采纳。他看到朝政如江河日下，朋党倾轧，想起前几年宰相武元衡遇刺，自己上疏竭力主张捕捉凶犯，却遭到有些权臣的猜忌，指控他不是谏官而越职议事，就制造罪名，使他被贬江州。想到仕途多风波，自己一片报国之心付之东流，他真是伤透了心。他“累上疏论事，天子不能用”（《旧唐书·本传》）,所以留在京城也觉得十分苦闷。此外，当时朝中朋党纷争，权臣们争权夺利，互相攻讦，使生性耿介的白居易也难以适从，不想与谁同流。当时他的好友元稹与声望甚隆的裴度都为同平章事，握有处理国政的实权，他们两人长期不睦，争斗不已。白居易与他们双方各有交往，与错综的官场关系中的各方又都有牵系，这也使他进退两难。在这些情况下，白居易的兼济天下的志向受到了摧折，他觉得“济世终无益”（《邓州路中作》）。《新唐书·本传》说他“以直道奋天子前，争安危”，但“中道被斥”，屡遭贬迁，又屡召回京。于是，他想不如离开京城这个是非之地，到外地任职还可做些“裨补时阙”、“救济苍生”的实事，便主动要求辞去中书舍人之职，并“乞求外任”。他在《赠江州李员外》诗中说：“岂有疏狂性，堪为侍从臣。仰头惊凤阙，下口触龙鳞。剑佩辞天上，风波向海滨。非贤虚偶圣，无屈敢求伸。”这些诗句既反映了他的“无屈求伸”的性格与愿望，也反映了他以疏狂耿直的品性议论朝政又终于不被采纳而不得不离京的政治背景。出乎白居易意料的是，他的“乞求外任”不仅很快得到唐穆宗的批准，而且把他派到他已经游历过并且一直向往的东南名郡杭州去做刺史，这一“乞求”真是求之不得。他看透了官场的荣枯升沉，觉得杭州的山水正可以使自己备受仕途坎坷折磨的心灵得到一些解脱与慰藉，可以在杭州那安宁清静的环境中过几年舒心生活。所以，他在赴杭途中忍不住放吟抒怀：

且向钱塘湖上去，冷吟闲醉二三年。

——《舟中晚起》

惨澹病使君，萧疏老松树。

自嗟还自哂，又向杭州去！

——《桐树馆重题》

杭州五千里，往若投渊鱼。

虽未脱簪组，且来泛江湖。

——《马上作》

这些旷达的诗句，实在是他到杭州赴任那种求静自乐、亦喜亦伤的复杂心情相交织的写照。

白居易一路风尘仆仆，历时两个半月，于十月初抵达杭州。到任后，他首先按照官场惯例，给皇帝发出了一篇公文《杭州刺史谢上表》，文中说：

属沐路未通，取襄汉路赴任。水陆七千余里，昼夜奔驰，今月一日到本州，当日上任讫……属方隅不宁，朝廷多事……惟当夙兴夕惕，焦思苦心，恭守诏条，勤恤人庶，下苏凋瘵。

这篇表文是白居易的就职宣言，说明他并非真的要在杭州过“冷吟闲醉”、无所事事的日子，他是战战兢兢，深感责任在肩，想在杭州有所作为，愿意夙兴夜寐，为杭州人民排难解困，他的济世之志并未泯灭。

白居易乐于到杭州上任，还因为他觉得杭州的环境与他当时的心情能得到和谐统一。他到郡不久，看到杭州秋末冬初的雨后晚景非常宜人，就触景生情写了一首诗，寄给友人湖州刺史钱徽和苏州刺史李谅：

     俱来沧海郡，半作白头翁。……

霁后当楼月，潮来满座风。

雪溪殊冷僻，茂苑太繁雄。

惟此钱塘郡，闲忙恰得中。

——《初到郡斋》

他办完公事以后登上虚白亭，看云水江潮，听管弦读书，亦有同样的感受：

山林太寂寞，朝阙空喧烦。

惟兹郡阁内，嚣静得中间。

——《郡亭》

这些诗篇都可看出他对杭州相当称心。他觉得湖州有些冷僻，苏州又太繁华热闹，只有杭州，非忙非闲，非嚣非静，恰到好处。白居易向往的正是这样既能投身于公务，又可悠然观赏山水风光、怡情养性的，能够劳逸结合的理想州郡。

白居易“且向钱塘湖上去”，这一去就是三年，在杭州任职前后共二十来个月。这三年，他绝非沉酒于“冷吟闲醉”之中，他是时时不忘“勤恤人庶，下苏凋瘵”的施政方略，竭尽心力为杭州人民造福。他只是在工作之余游山玩水，吟诗把酒，适应忙闲适中的生活节奏。白居易任杭州刺史的三年美政，千百年来广为传颂。他在西子湖畔留下的诗篇，也与西湖的美景相映成辉，光华长留。今天，当我们泛舟西湖，漫步天竺，踏春白堤，都会想到白居易在杭州的政绩，想到白居易为西湖创造了诗美的佳景。白居易的名字与杭州的美丽湖山永远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