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筑堤捍湖、治浚六井

“唯留一湖水 与汝救凶年”

白居易筑堤捍湖

   在白居易以前，西湖并未得到根本的整治。遇到旱天，西湖水浅，难以灌田；每逢大雨，又会湖水流溢，不能积蓄。这种情况使西湖未能尽其用，造成农用和民用的水源都发生问题，影响了农业生产和人民的日常生活。

怀着“下恤民庶”的抱负来到杭州做刺史的白居易，到任以后，就把彻底治理西湖这一工程提到议事日程上。他任杭州刺史的主要政绩之一，就是在西湖东北岸一带筑成捍湖大堤，有效地蓄水泄洪，保证了农田灌溉与民用饮水。雍正《浙江通志》和光绪《杭州府志》记载，白居易“始筑堤捍钱塘湖，钟泄其水，溉田千顷。”白居易主持修建的这一水利工程，彪炳千秋，泽被百代，为杭州人民所津津乐道。

这个筑堤蓄湖的工程在白居易离任前的两个月得以竣工。长庆四年（824）三月，白居易亲自写了《钱塘湖石记》一文，刻成石碑，立与湖岸。这篇碑记就成为关于西湖水利的重要历史文献。白居易修建的捍湖大堤，人们就称它为“白公堤”，表达了对白居易的爱戴与怀念。

《钱塘湖石记》记述了筑堤的因由始末，说明了西湖的灌溉功能以及蓄泄的方法，交代了有关利用湖水的注意事项，是白居易一片诚心为利民的真实记录。我们分别就这篇记文所述的这些方面的内容，看看白居易为修筑这条长堤与西湖水的科学利用，是如何地呕心沥血。

首先，白居易力排众议，消除一些人对这一工程的疑虑。当时有些人对筑堤设闸、决放湖水来灌溉农田的举措不仅担心，而且提出了两方面的反对意见，白居易对此一一作了解释与批驳。他说：

俗云决放湖水，不利钱塘县官。官多假他词以惑刺史。或云鱼龙无所托，或云茭菱失其利。且鱼龙与生民之命孰急？茭菱与稻粱之利孰多？断可知矣。又云放湖即郭内六井无水，亦妄也。且湖底高，井管低，湖中又有泉数十眼，湖耗则泉涌，虽尽竭湖水，而泉用有余。况前后放湖，终不至竭，而云井无水，谬矣。

白居易指出，那种认为决放湖水会影响水产养殖与茭菱生产的看法，只是迷惑人的借口，其实质是只顾局部微利而不顾农田生产建设的大局，结果是因小失大，，另一种意见是担心放湖灌田会使城内六井断水，白居易从湖水与六井的关系上，作了切合实际的解释，认为这种担心大可不必，这种反对意见也是妄谬无据的。白居易从城内居民与西湖四周农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筑堤治湖，态度何等明确，决心何其坚定！

其次，白居易的筑堤治湖工程是建立在周密的调查研究基础上的，他对西湖的水利状况了如指掌。他对湖堤筑成后西湖的蓄水量与放湖水灌农田的实际功能，作了细密的测算。他写道：

钱塘湖一名上湖，周回三十里。北有石函，南有笕。凡放水溉田，每喊一寸，可溉十五余顷；每一复时，可溉五十余顷。

文中说的石函，即石函桥闸，在当时的钱塘门附近；笕，就是引水的涵洞槽。这项全面整治西湖的工程由湖堤、桥闸、涵洞、溢洪堰等部分组成。湖堤拦水，桥闸与涵洞作为引水灌田的通道，溢洪堰排泄湖中因大雨而涨得过高的水量。白居易精密计算出湖中放水量与灌田数量的关系，肯定了此项工程可以发挥放水灌田的积极功能。

第三，白居易在此项水利工程竣工后，为了使西湖水能长久而合理地被利用于灌田，还在此文中说：“湖之利害，尽究其由，恐来者要知，故书于石。”他即将不在其任，却仍谋其政，在文中向后来的刺史和各有关管理部门，反复交代放水灌田的方法与管理西湖的有关注意事项。他说：

先须别选公勤军吏二人，一人立于田次，一人立于湖次，与本所由田户据顷亩，定日时，量尺寸，节限而放之。

又须先量河水浅深，待溉田毕，即还本水尺寸。往往旱甚，即湖水不充。今年修筑湖堤，高加数尺，水亦随加，即不啻足矣。

这里指出要设置两名专职的管水人员，有计划地实行定时定量地放水灌田。当“放湖入河，由河入田”时，要注意灌田后河中要恢复到原来的水位。湖堤加高了，湖水量也增多了，会保证充足供水。

他又考虑到农民灌田方便，强调计划供水要简化手续，减少叫农民层层申请、逐级审批的环节。他说：

若岁早，百姓请水，须令经州陈状刺史，自便押帖所由，即日与水。若待状入司，符下县，县帖乡，乡差所由，动经旬日，虽得水，而田苗无所及也。

这里，他认为如果照过去实行的经由州、县、乡的层层审批转达的老办法来供水，耗时费日，会耽误农时。所以，白居易提出直接由农户“据顷亩”申报，由专门管理人员记下用水量，凭“押帖”“即日与水”就可以了。这是白居易为方便农户、保证及时灌田、提高办事效率的一项行政改革举措，他希望后任者照此执行。

此外，白居易筑成捍湖大堤后，还反复叮嘱后人要“堤防如法”，要防患于未然，那样才能保证防旱抗涝，使农民不再遇到“凶年”。他说：

大抵此州春多雨，夏秋多旱，若堤防如法，蓄泄及时，即濒湖千余顷田无凶年矣。

又若霖雨三日以上，即往往堤决，须所由巡守，预为之防。其笕之南旧有缺岸，若水暴涨，即于缺岸泄之；又不减，兼于石函南笕洩之，防堤溃也。

这些文字都提醒后来刺史，要高度重视护堤，注意防堤方法得当，白居易为民防害谋利之心昭然可见。

第四，白居易还说明唐德宗时的杭州刺史李泌所开的六井与西湖相通，这些通水道：“往往堙塞”，希望后来剌史“宜数察而通理之”，以保证“井水常足”。同时，为了保证西湖有一定的储水量，他还提醒在不灌田的时节，要关闭闸门及各处出水口，并要求指令专人巡视检查，责任到人，如有湖水泄漏或有人故意不守法而盗水，都应依法加以追究。

总之，白居易写的这些关于蓄水灌田防堤救灾的方法、措施与管理西湖的有关注意事项，都是为了使西湖能长期利民而给后任者提出的希望与要求。在这篇碑记一开头，他就写明“钱塘湖事，刺史要知者，四条具列如左”，说明他在离任前对西湖的妥善管理还放心不下，故反复告诫后任者要认真管理，以造福民生。白居易这种为民办事的良苦用心令人肃然起敬；他治理西湖的高度责任感、科学的态度与严谨而周密的工作作风，令人深深赞佩。这条捍湖大堤，人们为纪念他而称为白公堤。它的位置大约从今天的西湖东北侧延伸到钱塘门外至武林门一带，并不是今天的白堤。

这条白公堤，到明代渐渐崩塌，曾进行重修。明代王稚登在《重修白公堤疏》中说：

若夫白公堤者，据彩云之名里，实吴会之通逵，山郭近而轮鞅喧，水村深而帆樯集。买鱼沽酒，行旅如云；走马呼鹰，飞尘蔽日。江州司马，筑此芳堤，奈何既久，惜也善崩。

可见，到明代，白公堤仍然存在，它不仅是一座水利设施，而且还是当时杭州一条热闹繁荣的交通要道。只可惜白公堤的原址今天已不复存在了。人们游览西湖，也就十分愿意以白堤为白公堤的替身，来寄托对白居易的爱戴与怀念之情。为人民蓄湖筑堤、兴利除弊的白居易，在西子湖头流芳百世，英名不朽。

“渟潴甘清 以变饮食”

白居易浚治六井

杭州这个山明水秀的城市，三面环山，山泉淙淙不竭，又有周边三十里的西湖，蓄着一湖淡水，按说水源还是相当充裕的。但是在唐代，居民的饮水却大成问题。

原来，杭州濒临钱塘江，由于受钱塘江咸潮的长期侵蚀，淤积成的陆地盐碱性很重，地下水咸苦不堪饮用。这座在隋代就已设为郡治的江南名城，简直就如同建在盐碱地之上。唐代的杭州范围比今天要小得多，南至吴山，北至钱塘门，东至中河、盐河桥一带，西濒西湖。城中居民大多逐井而居，依井取水，而井水却是咸苦的，到西湖取水还有一段距离，到四周山中溪涧取水，路途更远。居民为解决日常饮用水问题，往往不胜来往奔劳之苦。

关于杭州这种地理态势所造成的不良水质状况，后人多有记述。苏东坡任杭州刺史时奏报朝廷的《乞开杭州西湖状》中说：“杭之为州，本江海故地，水泉咸苦。”他在《钱塘六井记》中又说：“沮洳斥卤化为桑麻之区，而久乃为城邑聚落，凡今州之平陆，皆江之故地，其水苦恶。”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也说杭州是“沮洳卤斥，化为平原。"这些都说明杭州本是江海之区，经久淤积，才成为钱塘江边的一块平陆，地下水之咸苦可想而知。自唐宋至明清，解决饮用水的来源，都是事关城内居民日常生活的重大问题。

第一位全面着手解决杭州居民汲井取水问题的官员当推李泌。李泌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至兴元元年（784）任杭州刺史期间，开治六井。南宋《乾道临安志》说李泌“为杭州刺史，引湖水入城，为六井以利民，为政有风绩。”《西湖游览志》说：“唐宰相李泌当德宗兴元时，守杭州，始作六井。”李泌晚年曾任宰相，被封为邺县侯，称为邺侯。

李泌所开的六井是：相国井，在今解放路井亭桥侧，这是六井中最大之井；西井，又名化成井，在今吴山路与邮电路交接处附近；金牛池，在今吴山路与仁和路交接处附近。古代传说为金牛涌现之处，故名；方井，在今平海路与延安路交接处附近；白黾池，在今龙翔桥西侧；小方井，在钱塘门前，即今之小车桥附近。

李泌所始建的六井，不是从地表向下深挖而取地下水的井，而是引西湖水通过管道到一定位置而蓄水的井，类似于蓄水池，其水源就是西湖。这建造六井的工程包括入水口、地下引水管道、出水处与蓄水井等部分。先在西湖东侧（今湖滨路一带）地下挖入水口，并设水闸，再在入水口与城内出水口之间的地下开掘深沟作为引水渠道，沟底低于西湖水底，沟内砌石槽，槽内安装竹管为输水管（北宋时改竹管为瓦筒）。又在出水处开挖大池，池壁池底砌以砖石，用以蓄积饮用水。这样，只要西湖不干涸，城内井中就淡水不竭，居民们就可免除远途取水疲于奔波之苦。这六井从南往北排列，其人水口依次列于今天湖滨一公园至六公园、少年宫一线上。李泌建造六井造福于民，功在千秋。

白居易到杭州做刺史，距李泌建造六井已经四十年。这时，地下引水管道已常常淤塞，水流不畅，影响了城内六井的供水。白居易发现了这个问题，决心继续李泌这一利民业绩，彻底治理西湖，疏通六井。他在《钱塘湖石记》中写道：“其郭中六井，李泌相公典郡日所作，甚利于人，与湖相通，中有阴窦，往往堙塞，宜数察而通理之。”他在823年秋天到824年春天，亲自主持并完成了这一“通理”西湖水的规模巨大的水利工程。

白居易疏浚六井的工程一开始就遇到了一些阻力，当时有些人出于本位利益，找出种种理由加以反对。有的人认为，放湖水灌田、抗旱救灾与疏井蓄水供民用两者有矛盾，湖水用于灌田，则会造成“六井无水”；有的认为，湖水浅了，水源不足，影响流量，也会使六井缺水。对于这些意见，白居易既不盲从，也不是武断地立即否定，他翻查了西湖水域的历史资料，又进行了实地考察，作了科学的分析，从而向那些反对者、怀疑者一一作了耐心的说服。他认为灌田与蓄井水供居民饮用，两者完全可以兼顾。西湖的湖堤加高了，蓄水量也增大了，湖水“不啻足矣”，何况“湖中又有泉数十眼，湖耗则泉涌，虽尽竭湖水，则泉用有余”，担心湖中无水是大可不必的。而且“湖底高，井管低”，那种以为水浅会影响管道流量的疑虑也是多余的。白居易经过细致周密的准备工作，开始在李泌建井的基础上，全面着手进行引湖疏井的工程，耗时约半年左右，完成了这一利民业绩。工程竣工后，他写了《钱塘湖石记》，刻石于湖岸，述说了治湖疏井、引水灌田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并谆谆告示后来者要合理地管理与利用西湖水。

    这一疏井引水的工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使杭州居民受益。白居易以后，不少杭州官员仍遵循白居易在那篇《湖石记》中的叮嘱，注意修治六井与西湖。五代时吴越王钱镠祖孙重视水利，曾对六井进行维修；北宋神宗照宁年间，杭州太守陈襄负责整治六井，使“相国之水，清冽溢流"；苏东坡于哲宗元祐四年（1089）任杭州太守，不仅再一次对六井作了彻底的疏浚，还把六井之水延引至今天的鼓楼一带，并且由于居民人数的增多，他还新开了一些水井；南宋孝宗、理宗时代，都曾专门重修六井，而且有禁止在西湖人水口洗杂物、建房舍的规定，以免污染水质。可见，白居易的疏井业绩长期为后任者所继续，直至南宋末期，六井仍被充分利用并受到保护。

    从南宋末期到明代，杭州由于沿江土地不断淤积扩大，城内离江潮渐远，随着时间流逝，“土膏融液，霖雨渗漉，卤斥全消”，地下水已逐渐淡化，直接往地表下打井，汲水已可饮用，这样，六井虽仍被利用，但其功用已不像初开时期那么突出了。据《西湖游览志》记载，明代武宗年间，“惟相国、西井仅存”。到了清代，相国井、西井因位于八旗的旗营之内，也遭填塞。辛亥革命后拆除旗营，在相国井砌井栏，以纪念李泌。（因李泌晚年曾任宰相，故此井以相国井为名）1987年，杭州市政府在井亭桥畔，解放路侧相国井原址建护栏，并立石碑，被列为杭州市重点保护之文物。今天的井亭桥也因宋人在相国井旁建纪念亭而得名。

    说起疏浚六井，还值得一提的是，水井与白居易的个人生活与仕途经历还有一段干系，这个“井"字曾给他的心头留下惨痛的伤痕。据钱易《南部新书》记述：白居易的母亲因看花失足坠井身亡，而白居易在母亲死后的诗歌创作中，又偏偏有题为“新井”的诗。朝中一些忌恨他的人就借此发难，控告他作“井”诗不避母亲落井之忌，有伤名教，唐穆宗也因此嘲讽他：“此人一生怎得水吃！”就是这样母落井与作新井诗两件本不相关的事，却给白居易带来弥天大祸，成为白居易被逐出京城，被贬为江州司马的一条罪名。那些诬陷他的人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母亲身亡本已悲痛之极，白居易万万想不到作新井诗还招来痛上加痛。现在，白居易到杭州，离开江州司马之职才不过七年，他当然不会忘记旧痛，而他竟敢直接动手疏浚六井，岂不更是犯了大伤名教之罪？看来，白居易毅然为民修井，让居民有水吃，不避“井”的忌讳，不顾个人可能再次遭诬陷，是冒着一定的政治风险的。我们从中不难窥见白居易那种为政为民的胆识与品格。

    尽管六井之利到南宋以后已不那么显著，甚至被废弃填塞，今天六井也已湮没，但由李泌始建、白居易继续修治的这一唐代杭州水利工程，早已载入史册，长期为后世所颂扬。《新唐书·白居易传》说：“复浚李泌六井，民赖其汲。”比白居易晚逝十二年的晚唐大诗人李商隐，为白居易作《白公墓碑铭》说：“筑堤捍江，分杀水孔道，用肥见田。发故邺侯泌之井，淳潴甘清，以变饮食。循钱塘上下民，迎祷祠神，伴侣歌舞。”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说：“白居易缵（继续）邺候之绩而浚治之，民以为利。”白居易为民疏井，杭州人民饮水思源。他的这一业绩，直到今天依然如不竭的泉流一样，长注于杭州人民的心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