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河赈灾建病坊

修河赈灾建病坊

哀哉吴越人，久为江湖吞。

官自倒帑廪，饱不及黎元。

这是苏东坡第二次离杭后不久所写的诗句。他对挣扎在旱涝灾害中的吴越百姓满怀着同情，为自己在两年太守任上不能彻底根治灾情而深感内疚。其实，根据历史的记载，苏东坡在杭州期间还是能够为民作主，施行德政的。特别是在振济灾民、设置病坊、制止疫病流行方面，更是尽心竭力，惠及贫病。

元祐四年（1089）,苏东坡出守杭州。适逢杭州大旱，运河、六井、西湖尽皆干酒，粮食欠收，饥荒严重。苏东坡全力以赴，赈灾济民。他从两个方面着手救灾工作：一方面逐步改善沟通杭州的水利设施；另一方面乞求朝廷拨款救灾，未雨绸缪，稳定米价。

早在十六年前，苏东坡第一次来杭时，他就了解到杭州城区的运河本来取水于西湖，西湖水不足则取江水。但钱江潮水常常夹带泥沙，流入运河，使河道淤塞。由于河道渐浅，舟楫往来艰难。因而每隔三五年就要对城区运河一段进行深挖疏浚。兴师动众不用说，而且泥浆狼藉，交通壅塞滞阻。常年如此，运河两岸居民苦不堪言。这次，苏东坡又眼见运河干涸，便决心把开浚运河作为整个工程第一步。

元祐四年十月，第一期水利工程兴工。苏东坡动员一千名士兵，开浚茅山、盐桥二河各十余里，挖到水深八尺。钱塘父老看到苏太守如此着力，各方齐心，纷纷赞扬说：杭州运河水深如此，近三十年来从未有过。

为了使茅山、盐桥二河不再于三五年后复积沙泥，苏东坡采用城商税官苏坚的建议，在钱塘江的南边置一水闸，每遇涨潮便关闭此闸，迫使龙山一段的潮水自流入郊区的茅山河。一两个时辰后，潮平水清时再打开水闸。这样城内的盐桥河就能保持水质澄清，不会有泥沙淤积。而茅山河即使年久淤积，也是地处郊区，人口稀少，受害面小，不致影响大局。

接着，苏东坡开始第二期水利工程。从元祐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开始，沟筑堰闸和水沟，使西湖之水，通过地下水道流入运河。这样，运河便永无干涸之忧了。与此同时，修浚六井，使湖、河、井全部沟通。一个初具规模的水利网络，就这样初步告成。

本来，苏东坡还计划着规模更庞大的第三期水利工程。那就是他在《乞开石门河状》中所计划的，在浙江上流，地名石门的地方，并山而东，开凿为运河的计划。他曾亲自察勘，写诗示志，但终因离任而未付诸实施。

开凿河道，沟通水利，这是百年大计；克服饥荒，拯救灾民，更是当务之急。苏东坡刚到杭州不久，米价每斗六十钱，两三个月以后就涨到九十五钱。苏东坡一方面向朝廷呈报奏章，请求朝廷免去浙西一路当年应当上缴的三分之一供米；一方面利用平仓存粮，平价卖出十万石米，终于稳定了米价。同时，又将皇上特赐的一百道度牒（指古代政府发给尼姑和尚、道士出家的凭证，要用钱购买）折换成钱，将卖得的一万七千贯钱再换成米。到第三年(元祐五年)春天，青黄不接之时，又把上年买进储存的平价米，从义仓中减价出售。到七月止，共籴米十八万余石，使市场米价降低到七十五钱一斗，百姓们才免除了大旱所带来的苦难。

元祐五年的春天，看起来雨水匀调，气候正常。农民们开始祈望好收成了。但遗憾的是老天又不作美，一到五六月份，连降暴雨，太湖、钱江泛溢成灾，江岸塌陷，农田被淹，浙西一路农村一片汪洋。“农民栖于丘墓，舟楫行于市井”。苏东坡考虑到凶年之后必有饥荒，一连上了《奏浙西灾伤第一状》等五道奏状，再次请示朝廷，乞求豁免一半上供米。又多乞度牒以买进平价米，并入义仓所有，用以防备来年米价失控。九月十七日，苏东坡将拨米的数量从二十万担提高到三十万担；他提醒朝廷切勿偏听偏信。指出邻近府县官吏都是讳言灾伤、报喜不报忧的；实际上灾情已经非常严重。退一步说，即使灾情并不是严重到我所说的那样程度，我因夸大灾情而被责问罪，那也总比有灾而无备要好得多；总不能坐视人死而不能救啊！在那些日子里，苏东坡日夜挂心于救灾。他在《与范淳父书》中说：“公私劳弊，始不能堪；但以连岁灾伤，不敢别乞小郡，然来岁阙食之忧未知攸济，日俟罪谴而已。”正当苏东坡竭力筹粮救灾的关键时刻，元祐六年二月，他奉召离杭。这一年，由于防灾措施不力，浙西一路终于因水涝而酿成大灾。

苏东坡在拯救饥荒的同时，已经注意到防止瘟疫的流行了。他说过：“杭水陆之都会，因疫病死比他处常多。”因此，他派遣属吏，带着精通医道的人，按照不同的分工范围，分别到各个街坊去给百姓治病，并采取预防措施。

为了有效地进行防病治病工作，元祐五年三月，苏东坡从官府中拨出二千缗钱；自己带头捐出五十两黄金；再发动城内宦官殷富之户捐款施舍。他将多方募捐之款，建造了一座当时叫做“安乐坊”的医疗机构，地点就在城中心众安桥附近。后来，医院搬到西湖边，改名“安济坊”。苏东坡离杭后，这个“安济坊”还继续为百姓行医看病。周煇的《清波杂志》有这么一条记载：

苏文忠公知杭州，以私帑金五十两助官缗，于城中建病坊一所，名“安乐”，以僧主之。三年医愈千人，与紫衣。后两浙漕臣申请乞自今管千病坊僧三年，满所医之数，赐紫衣及祠部牒一道。从之。乃改为“安济坊”。煇四十年前，祥符寺一老僧言之先师，实隶安济坊。坊原在众安桥，迁于湖上亦未多年。今官府既无提督，亦无激劝驻跸之地，理宜优异。若举行旧制，推广仁政，以拯疾苦之民，州县长吏其毋忽。

可知这座病坊是由僧侣主持，医疗成绩显著，得到了皇帝和官府的奖励。

苏东坡这一设置病坊的创举，有力地制止了饥荒之年瘟疫的流行。他还亲临病坊，安抚病民，提出了各种具体建议，使病坊的医疗效率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因为苏东坡从黄州担任团练副使起，便十分讲究养生之道、延年之术，精通药理。据说病坊常用的一种有多种疗效的名“圣散子”的丸药，便是在苏东坡的亲自顾问下配制，并予以推广、使用的。在他的文集中有《圣散子序》、《圣散子再序》两篇文章，讲述了这帖丸药的来龙去脉和配制方法。

圣散子由草豆蔻、木猪荟、石菖、高良姜、麻黄、芍药、柴胡、茯苓、甘草等二十种药配制而成。此药成本低廉，据说只有一文钱一帖，却有多种疗效，不仅可退烧、可止汗；又可增进胃口，滋补身体。男女老少，均可服用。“若时疫流行，平旦于大釜中煮之。不问老少良贱，各服一大盏，即时气不入其门。平居无疾，能空腹一服，则饮食倍常，百疾不生，真济世之具、卫家之宝也。”

苏东坡自称这圣散子丸药得之于同乡人巢君谷。巢不传其子，东坡苦求始得。但他们两人曾指江水为盟，相约不传他人。苏东坡在黄州遇时疫，救命要紧；便按方配制成丸药，布散给病民，所救活者不可胜数。东坡亲见丸药有特效，便将丸药的配方告诉了黄州名医庞君安，希望他著书立说，传之后代。

苏东坡在吴郡遇见一个名叫陆广的秀才，他也懂得圣散子的配方。杭州瘟疫流行，苏东坡提倡配制圣散子丸药以应急需。许多人纷纷捐钱，在楞严院大量配制。因此，在杭州被圣散子药治愈救活的病人比黄州更多。苏东坡说：

去年春，杭之民病，得此药全活者不可胜数。所用皆中下品药。略计每千钱即得千服，所济已及千人。由此观之，其利甚博。凡人欲施惠而力能自办者，犹有所止。若合众力，则人有善利，其行可久。

据考证，苏东坡在杭州兴办的这个“安乐坊”，可能是我国封建社会里最早的公立医院。大概是因为苏东坡精通医道，懂得秘方，更因为他在杭州跟时疫斗争中，能采取得力的应急措施，收到较好的效果。所以，北宋以后坊间就有一本《苏沈良方》的小册子流行，实际上是医家借助苏东坡、沈括的名声而伪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