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甘水，殆遍一城

西湖甘水，殆遍一城

在杭州的历史上，唐代宗时李泌引西湖水，蓄钱塘六井，是杭州人民有口皆碑的一大盛举。李泌后四十余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又继其功，把已经堙塞的六井加以疏浚，终于再一次使湖井相通，水流畅达，解决了杭州人民的饮水问题。

从唐代的白居易到北宋的苏东坡，大约经过了二百五十多年，李泌开蓄的六井复又废坏不能用，杭州城内的居民又为卤饮所苦。饮用之水，要到西湖，甚至数里以外的山泉溪边荷担取用，往返奔劳，民以为患。

熙宁四年（1071）冬，苏东坡到杭州任通判。不久便了解到六井不能用、民众饮咸水的情况。这位自称“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裹朽比前贤”的苏东坡，对此非常不安，立即着手考察调查六井实情。在苏东坡留给我们的关于六井废败的调查报告上是这样写的：六井中最大的相国井(今解放街井亭桥旁),以及在相国井之西，实际上附着相国井的西井已经堵塞。虽然北宋嘉祐年间（1056-1063）,杭州太守沈文通（沈遘）在六井的南边新凿大井，称南井(后名沈公井),并在涌金池建了个水闸，以保证供给相国井及西井之水，也终因水闸年久失修，水流堙塞，使相国井、西井徒有其井址。相国井西北的金牛池，废坏已久；金牛池之北靠西，沿钱塘城边是方井，混浊恶臭，无法使用；方井旁原有金鱼池，钱塘县治之南是小方井，这一井一池，原也有暗沟与西湖相通，今阴窦阻塞，水就不能保证供给了。

熙宁五年（1072）,新任太守陈襄到任，大概是听了苏东坡反映的关于六井堙塞的情况，陈太守立即深入民间访问了解。杭州的老百姓告诉他：唐代的六井不治理好，住在杭州的人就吃不到水，岂止是黎民百姓之事。几年前新挖的南井也由于石沟（通水道）低于井的水面，而使大量的湖水流失于地下，因而南井也常常供不应求，井底朝天。陈襄听了杭州居民的反映后，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在杭州，难道能忍心让大家想水喝而喝不到水吗？

据历史上的记载，陈襄和苏东坡都是北宋熙宁新政的反对派，但他们同时又是杭州的贤太守。陈襄出任地方官，以善于兴办学校和关心民情著称。而苏东坡本来就有“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的思想。一个是关心民间疾苦，一个是处处以白居易为榜样；他们两人都主张修浚六井，立刻把这一工程提到议事日程上，而且制订出整体改造规划。

陈襄和苏东坡决定把这项工程交给两位有治井经验的和尚：仲文和子珪。他俩又带徒弟如正、思坦作帮手。由他们作为技术力量的核心，收罗众多的能工巧匠二十余人，辅佐修井。

浚修六井的工程从最大的相国井着手，先开工排沟清除污秽，再更换井壁四周破损的石块，补直苴罅漏，然后使渠道畅通。没多久，相国井里水大如注，坎满溢流，西湖水流过相国井和西井，注入河中，湖井相连成串，得以沟通。

为了比较彻底浚治相国井，除了把南井、相国井、西井串通，连成一线外，还对西湖边的涌金池加以疏浚深挖，并辟涌金池为上、中、下三池，明文规定凡浣衣、浴马的都在下池。此外，还建造两个闸门于涌金门外。其中之一通涌金上中下三池而注之河流，另一个闸门则置于石栏杆中间。然后就地取材，用浙西盛产的毛竹连缀起来，做成圆筒，使湖水通过圆筒沿河而东，经过三座桥，流入石沟，注于南井。这样，水势急，水位又高，南井之水经常处于溢满之态，相国井和西井也就能保证供水了。

钱塘城西北边的方井由于水浊已有恶臭，无法在原址整治，便移至原井稍西的地方，居然意外地找到了方井的故基。住在附近的老年人都说：这就是老方井的旧址啊！是一个名叫李甲的人，自行其事，将方井迁移于此。算起来已经六十年了。

最后，在西湖边修筑四个水闸，闸门分别有石墙围住，用锁把锁上，并有专人管理。这四个水闸又用竹制圆筒与西井、小方井、金牛池、金龟池相连，通过暗沟中的圆筒将湖水送到四个井中。所以唐宋时的六井，并不是掘地而得水，倒是西湖水的一个出口。随着井底的逐步深挖和水质的改造，大约到明代，相国井和西井才有地下水流出。

整个浚治工程在陈襄、苏东坡的领导下，由仲文等四个和尚主持，费时半截，终于在熙宁六年春竣工了。这一年，苏皖浙一带干旱成灾，从长江、淮河流域到浙西六县，所有的水井尽皆枯竭，老百姓用水坛盛水相互赠送，如同馈赠甜酒一样。而钱塘百姓，无论是肩挑步行，还是乘船往来，南出龙山，北至长河、盐官，都有井水充分供给。这时候，凡是汲井用水的，无不交口赞誉陈太守和苏学士为民造福的功绩。疏浚六井后的第二年，陈襄和苏轼先后调离钱塘，百姓含泪为他们送行。

元祐四年（1089）七月，苏东坡第二次来杭任知州。其时杭州水旱饥馑，瘟疫流行。东坡从振济救灾的工作中认识到，只有从根本上改善杭州的水利工程，才能彻底防治水涝之灾。工程的第一步是疏通运河水道，第二步就是治湖和疏浚六井。那时离东坡第一次浚井已有十八年，沈公井（南井）复坏，终年井水枯涸。离取水处较远的杭州居民常以七八铜钱买水一斛，而军营驻地，由于士兵集中，用水量大，更受缺水之苦。

苏东坡此时已是一州之长，目睹此情，自然不能无动于衷，熙宁六年钱塘四个和尚监修治理方井的情景又涌上心头。于是，他亲自寻访仲文、子张、如正、思坦四僧，想请他们出来再立新功。不幸的是，仲文、如正、思坦已相继谢世。唯子张在，且已七十高龄。但他老当益壮，雄心不减；当苏太守问及沈公井复坏的缘由时，子张回答说：“熙宁中虽然已经把六井修理完毕，但不免就地取材，急于求成，用竹筒子做成的水管容易破裂、损坏。”因此他决定以瓦筒代替竹管，并把瓦筒放置在石槽内，上下用石板固定。这是一个庞大而昂贵的修井方案，比之于熙宁六年的治井来说，在工艺和技术方面又前进一大步。

子张不顾年老，亲自指挥施工，不但将瓦筒装置于石槽，而且盖底坚厚，锢捍周密，讲究质量，作百年之计。并将六井余波挖引至仁和门外，与威果、雄武等两个指挥军营之间（今通江北桥）,新蓄二井，使向来离井最远难得水之居民，也能就近饮用井水。大约不到半年，全部工程已告成功，从此“西湖甘水，殆遍一城”。

苏东坡对这位来自民间的水利工程专家十分器重，特地上奏哲宗皇帝，乞求给子张赐一“惠迁”师号，以作永久的纪念：这一奏议，得到了皇帝的允准。

自熙宁中及今，两次选差修井，营干劳苦，不避风雨，如蒙圣恩赐一师号，即乞以惠迁为号，取《易》所谓“井居其所而迁”之义。谨录奏闻，伏候报告。后来，沈公井所在就称作“沈公井巷”，而巷边之桥即命名为“惠迁桥”。杭州百姓没有辜负苏东坡对子张和尚的一片心意。

老百姓对治井获得成功的强烈反响，使苏东坡认识到水源的重要性。他说过：水是人类最急需的，虽然干旱而使井竭的现象是罕有的事，但人们正因其罕有而忽略其所急害，这是天下的通病呵！他离开杭州以后，一方面非常挂念着六井的情况，有“新堤旧井各无恙”的诗句，把六井和苏堤兼提并论；另一方面，更把解决用水放在州治的首位。当他远谪岭南时，看到广州居民用水不洁，疫病流行，就建议广州太守王古用竹管引蒲涧水入城，并帮助制订出具体的施工方案，解决了广州城内居民饮水卫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