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浪闻莺变迁考析 - 郎昕怡 洪泉 唐慧超

柳浪闻莺是杭州西湖十景之一，因园内醉柳成荫，黄莺啼鸣而得名。景点初成于南宋孝宗时期，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与发展，柳浪闻莺也历经多次景观格局的变革，其中以康熙、乾隆时期最为典型。本文以文献古籍为线索，结合大量历史图文资料，借助古人之笔记试图还原出不同时期柳浪闻莺的景观格局，系统梳理其变迁历史，总结各时期园林的发展情况。

柳浪闻莺今址位西湖东南岸，清波门外。据民国《杭州府志》记载，柳浪闻莺前身为南宋聚景园，宋时在清波、涌金二门之间，园内有柳浪桥，缘堤植柳。“柳浪闻莺”景名的由来与聚景园的景观元素密切相关，因园内“有柳浪港，云在学士港西，旧多垂柳，风摆成浪”故名“柳浪”；又因景处黄莺飞舞，竞相啼鸣才得“闻莺”二字。

“聚景园”又名西园（因地处城之西），属南宋时期的皇家园林。从世存的《西湖清趣图》及《武林旧事》的相关记载中可窥见当时聚景园的盛状：朱榭雕阑，绿柳红梅，景象一片欣欣向荣。园内有会芳殿、瀛春堂、揽远堂、芳华亭等近二十座殿堂亭榭，“亭宇皆孝宗皇帝御扁”，另引西湖之水入园，开凿人工河道，上设学士、柳浪二桥。据史料记载，聚景园于淳熙年间屡经临幸，彼时的聚景园作为皇家园林承办着多种游憩活动，风花雪月、芳菲万状，非人世所可比者。至高宗时，高宗不愿劳民伤财极少去聚景园，加之其后两任帝王至聚景园的次数，据《宋史》记载仅有19次。至理宗后便罕有临幸，园内景致渐荒落。

这一时期的柳浪闻莺尚且只有一个模糊的定址：一方面，南宋时期的以柳浪闻莺为题的诗文多以描绘春日柳林景色为主，除涌金、清波、钱塘三门与聚景园外并未提及任何可参考的构筑；另一方面，参考南宋时期叶肖岩所绘《西湖十景图册》之“柳浪闻莺”图显示除一处城门，其余画面皆为写意的柳树为主，结合《元史》记载：“沿城垂杨五里，直达钱塘门，名曰‘柳州’。”可见当时从涌金门至钱塘门这一东南岸线段皆可归入柳浪闻莺的范围，区间内包含：丰乐楼、显应观、灵芝寺、表忠观等。

衰败与重修时期（元代至明代）

随着蒙古人入侵，宋朝灭亡，元代统治者鉴于南宋统治者佚乐湖山导致亡国的前车之鉴，对西湖采取“废而不治”的态度，湖区陆续被地主豪强支割围垦，柳浪闻莺的景观随之败落。宋末元初，周密在《武林旧事》也将此提及，昔日盛况已不再，只剩下花光亭、柳浪桥、学士桥等十五处景点，为人道“水际春风寒漠漠，宫梅却作野梅开”。

据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卷》云：“回回之俗，凡死者……瘗之聚景园，园亦回回主之”，聚景园在宋宁宗时（1168—1224）已荒芜不修，至元代回族巨商阿老丁在杭州兴建清真寺，死后葬此，盖又被后世称“回回坟”，可见当时柳浪闻莺场地南侧被辟为迁居杭州的回民墓地；场地中段，因战乱和年久失修，变得荒芜淤塞，成为一片七零八落的沼泽水塘；场地北侧原有的灵芝寺、显应观等显赫堂皇的寺庙，也随园景一起难逃厄运。到了元朝，柳浪闻莺几乎沦为坟茔，昔日盛况不复存在。明代中叶，当年蔚然大观的柳浪闻莺胜景只剩下柳浪桥、华光亭两处破旧陈迹，明代《西湖游览志》之卷三亦写道：“聚景园，今惟柳浪桥尚存，世称柳浪闻莺者是也”，整个柳浪闻莺景址荒芜一片，百废待兴。

嘉靖十八年（1539），巡按御史傅凤翔向朝廷奏请：“禁豪家包占西湖。”庞尚鹏还订立《禁侵占西湖约》，刻立碑石于清波、涌金、钱塘三门，禁谕：“凡有宦族豪民仍行侵占及已占尚未改正者，许诸人指实，赴院陈告。”这对制止当时的占湖为田之风起到了一定作用。柳浪闻莺至明代也在旧址上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重建工作。

万历年间，孙隆在涌金门临湖处建亭，亭位于柳洲之西，濒湖，《钱塘县志》曰：宋时有上船亭圯，明万历间建亭，曰问水。“问水”二字带有“寻水索道”之意，因旧时柳洲一带为杭州城与西湖相接之处，人们出城或事农耕，或赴春社，或游玩，大都需要乘舟摆渡，问水亭的主要功能为舣舟解系，为人们提供停留与摆渡。

明万历七年（1579）《西湖志类钞》中“柳浪闻莺”一图便描绘了其间的景象：船停靠于岸边，马匹系于树干，众多文人雅士集聚于此，或野餐，或交谈，也正如《西湖览胜诗志》卷之四对于问水亭景色的描述：“寻舟问渡，堤柳可系轻桡；载酒寻芳，岸草足餐游骑。斯亭之美，有难绘其妙者。”再结合明历三十七年（1609）新镌《海内奇观》之十卷所示的“柳浪闻莺”图，图中有文人学士携书童交谈于岸缘之上，侧植柳树，有黄莺飞绕枝头，湖岸连有一桥；另一侧，滨水建有一亭：一侧台阶渐入水中，旁置假山石环抱。联系乾隆十六年（1751）所著的《西湖佳话》中一插图，比对两者地形与环境状况，不妨将其大胆推测为一处上下船只的驳岸点，即“问水亭”。

相较之下，在明嘉靖年间郡守陈仕贤建于宋时丰乐楼旧址的柳洲亭则更加靠近内陆，根据《西湖手镜》和《西湖游览志》的相关记载，可明确柳洲亭（原丰乐楼）与涌金门相值，地处稍北。在清代康熙时期的文献与绘画中大多可提取到此亭，可至乾隆时期及以后再无图像的考证。但近年重建的问水亭上所挂的篆书楹联为张杰《柳洲亭》诗颔联：“平沙水月三千顷，画舫笙歌十二时。”将旧时描绘柳洲亭的诗句转变为新问水亭的楹联，亦是一种场地延续与传承。

清代，康熙和乾隆两代皇帝对 “柳浪闻莺”情有独钟，南巡时不仅多次驻跸观赏、御题碑刻，还将 “柳浪闻莺” 搬入了北京圆明园，成为入驻两朝御花园的园林景观，实属罕见。康熙三十八年（1699）皇帝南巡时，地方官于涌金门之南，创建亭榭，恭勒御碑，这些举动使柳浪闻莺有了具体的定址。然而，在选址的过程中也曾出现一则插曲，这对于柳浪闻莺的景址乃至景观格局都有了重新地定义。因为历经朝代更迭，柳浪闻莺不同于其余仍有迹可循的西湖九景，原聚景园也成了坟地，唯有园内一湾柳浪港和柳浪桥仍残存。

《清波小志》记载了当时御碑选址的过程：因柳浪港所处位置周围皆为冢墓，为宣扬圣贤之政，将柳浪闻莺整体北移，搬至灵芝寺也就是后来的钱王祠前空地，在此基础上，重新对于现状环境进行整治和梳理，增加柳树的种植。此行为亦被雍正《西湖志》记载：“圣祖仁皇帝御书‘柳浪闻莺’匾额，崇奉于涌金门之南，创建亭榭恭勒御碑。其地为灵芝寺，显应观故址。缘堤植柳，北接亭子湾，即古所称‘柳洲’是也。”碑亭在如今的钱王祠以西，也成为清代柳浪闻莺“搬迁”的一个明证。

至于景观格局的变革，清代杭州画家董邦达在所画的《西湖十景册》之“柳浪闻莺”图中都可直观感受：柳浪闻莺在原地形基础上重新进行理水，将水引入附有御碑的建筑群前，形成方形水池，池上造一桥，连接建筑与水岸一侧，直达至滨水处，此景象与《西湖志》中“背负雉堞，面临方塘，架石梁于上”的描述完全重合。利用图文绘画可明确梳理出柳浪闻莺建筑群的发展过程。雍正十三年（1735）《西湖志》之“柳浪闻莺”图中可以看到，除图面左侧的茅庐村舍，右侧已有两个重要的建筑物，其中包括文字记载的御书亭（版画中均有标注），御书亭为三开间重檐歇山顶建筑，朝向方形水面，整体建筑布置较为简单不足以构成群落。

而至乾隆十六年（1751）《西湖志纂》之“柳浪闻莺”图则是另一番景象，从图中可清晰观察到在原址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扩建，从御书亭开始增设沿岸线的长廊，并在水面开阔处设置一水榭，以提供一个视线较好的观景点。

此外相较于雍正时期一进院落便上桥的观景路线，转变为有一空地及楼阁作为方池与院门之间的过渡连接的方式，位于御书亭一侧的单层歇山顶建筑属性也更加明确，为御碑亭。而其中所标注出的柳浪桥按《西湖志纂》之卷四记载，应为原柳浪桥的旧址新建：“柳浪闻莺亭，在涌金门南，旧有柳浪桥，康熙三十八年圣祖仁皇帝御书‘柳浪闻莺’为西湖十景之一，遂于桥北建亭，恭悬扁额，并构御碑亭于左，乾隆十六年春，圣驾南巡，御制柳浪闻莺诗。”此时的柳浪闻莺建筑群落已有一定的雏形。而至乾隆御驾南巡时，柳浪闻莺的建筑群落逐渐完善，从原始的一进式院落发展为五进式院落，将御书亭与御碑亭进行重新地建筑排列：以御书亭——柳浪桥——座落——庭院——御碑亭为轴线，向四周辐射出空间不一的庭院空间，此空间布局在清代画家王原祁的《西湖十景图》之“柳浪闻莺”中也可得到体现和印证。柳浪闻莺在清代的发展历程更像是一个恢复南宋聚景园旧景与创新的过程，整体在提升游览体验的同时也将柳浪闻莺在清代的建设推向一个顶峰。

柳浪闻莺在民国期间据《西湖全图》所示拆除部分城墙，后因社会动荡不安逐渐变得荒草遍地，仅钱王祠于民国十二年冬（1923）曾作修建。抗日战争沦陷期间，日军在此驻扎部队，砍去全部柳树，柳浪闻莺再次没落。1949年6月前，柳浪闻莺仅剩一座牌坊、一块景名碑石、一座石亭与一株沙朴树。

新中国成立后为满足市民生活和旅游经济发展的需要，1951年，杭州市人民政府建设局重置康熙御书“柳浪闻莺”景名碑石并补植花木，扩大园地至钱王祠前。1955年，在钱王祠南侧兴建小型儿童公园，同年迁移“回回坟”，改建场地地形地貌。

1956年在涌金门外建面积为2.8公顷的涌金公园。1959年利用旧料兴建“闻莺馆”与花架园门并且首次对外开放。1963年柳浪闻莺友谊团竖立“日中不再战”纪念碑。1978年改建成具有江南私家园林特色的庭园，沿用“聚景园”园名。2001年，重建钱王祠，恢复相关景象。

今日之柳浪闻莺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紧随时代的步伐，不断丰富公园内涵。公园现分为友谊、闻莺、聚景、南园四个景区，给予人们更为丰富的游览体验。

//作者简介：

1.郎昕怡，浙江农林大学风景园林与建筑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2.洪泉，浙江农林大学风景园林与建筑学院副教授

3.唐慧超，浙江农林大学风景园林与建筑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