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公梦游智果寺”故事的流变及其原因探究 - 张敏

苏轼曾两度在杭为官，他爱西湖，以至于离开杭州后还写下很多关于西湖的诗文。在杭期间，苏轼常泛舟湖上，在西湖的山水间留下足迹，甚至常到佛寺拜访僧友，留下许多诗文、故事等，一度传为佳话。本文就苏轼与智果寺的故事展开，在梳理“苏公梦游智果寺”故事的流变情况的基础上，对其流变原因进行探究。

苏轼（1037—1101）曾两次在杭为官，一为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至熙宁七年（1074）通判杭州，一为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至元祐六年（1091）出任杭州知州。

苏轼喜禅，在杭期间，结交了众多僧友，曾言“默念吴越多名僧，与予善者常十九”。在列举其所交游的僧友时，苏轼将参寥子列在首位：“妙总师参寥子，予友二十余年矣，世所独知其诗文，所不知者，盖过于诗文也。独好面折人过失，然人知其无心，如虚舟之触物，盖未尝有怒者。”苏轼还曾为参寥子写赞：“维参寥子，身寒而道富，辩于文而讷于口。外尫柔而中健武。与人无竞，而好刺讥朋友之过。枯形灰心，而喜为感时玩物不能忘情之语。此余所谓参寥子有不可晓者五也。”杨曾文在《宋元禅宗史》中也说：“在苏轼诗文中提到最多的僧人是位叫作参寥子的人。参寥子，在苏轼诗文中出现了36次，有时称参寥，诗文中出现110次。”可见，两人交情至契。苏轼与参寥子结交20余年，期间音问不绝，唱和不断，士林释门传为佳话。

关于参寥子的史料很少，据《咸淳临安志》卷七十记载：“道潜，於潜浮溪村人，字参寥，本姓何。幼不茹荤，以童子诵《法华经》，度为比丘，于内外典无所不窥，能文章，尤喜为诗。……道潜尝赐号妙总大师。”另据宋代朱牟《续骫骳说》、明代明河《补续高僧传》卷二十三、《四库全书》本《参寥子诗集》等资料，可知参寥子，号参寥子，本名昙潜，苏轼改为道潜，赐号妙总大师，是於潜浮溪村（今属浙江临安）人，俗姓何，（《咸淳临安志》卷七○），一说姓王（《续骫骳说》），於潜（今杭州）人。善诗文，以诗文出名，是著名的诗僧，因诗文而与苏轼结缘，两人以诗文相交。

而提到苏轼与参寥子在杭期间的交游，就不得不提及智果寺。就本文所见史料，在苏轼出任杭州通判期间，并未提及孤山智果寺，反而是他第二次为官杭州期间才提及，至于原因，本文认为有三：其一，据文献史料所载，苏轼出任杭州知州时，恰逢道潜卜居智果寺，两人之前便已经成为好友，作为好友，苏轼经常前往智果寺拜访参寥子；其二，参寥子是著名的诗僧，声名在外，其才情也吸引了一批文士相约前往拜会，其中包括苏轼及其友人；其三，从元祐五年（1090）四月二十九日苏轼奏议《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来推测，在此前后苏轼可能多次前往西湖考察现状、主持疏浚西湖并筑长堤建六桥等等，期间会有更多的机会前往孤山智果寺，或稍做休憩，或品茗对诗。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二十四》元祐四年（1089）三月丁亥纪事：“翰林学士苏轼为龙图阁学士、知杭州，从轼请也。”可知，元祐四年三月苏轼出知杭州。而据施宿《东坡先生年谱》元祐四年（1089）纪事：“四月，出京。五月，过南京。……六月，过湖。……七月，至杭。”另苏轼《杭州谢上表二首》其一云：“臣轼言。伏奉制书，除臣龙图阁学士知杭州，臣已于今月三日到任上讫者。”可知，元祐四年七月到任，在这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苏轼曾多次前往智果寺，以元祐五年为例，简述如下：

元祐五年初春，参寥子初入智果寺，苏轼率宾客前往相送，会者16人，用《圆觉经》，“以大圆觉为我伽蓝身心安居平等性智”分韵赋诗，东坡得“心”字赋诗：“涨水返旧壑，飞云思故岑。……愿君更小筑，岁晚解我簪。”参寥子赋诗：“泰山屹天下，四海同仰止。……安得笔如椽，磨崖为公纪。”

元祐五年二月二十五日，据南宋潜说友所撰《咸淳临安志》卷七十九《上智果院》所记：“上智果院……元祐中，守苏文忠公重建法堂，有题梁‘元祐五年岁次庚午二月辛卯朔二十五日乙卯上梁’。”可知，苏轼曾为智果寺重建法堂并题梁。

元祐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寒食节，据苏轼诗《次韵刘景文、周次元寒食同游西湖》：“絮飞春减不成年，老境同乘下濑船。蓝尾忽惊新火后，遨头要及浣花前。山西老将诗无敌，洛下书生语更妍。共向北山寻二士，画桡鼍鼓聒清眠。”可知，苏轼与刘景文、周次元寒食节同游西湖，并前往孤山智果院，客访参寥子。另苏轼《书参寥诗》有载：“仆在黄州，参寥自吴中来访，馆之东坡。一日，梦见参寥所作诗，觉而其两两句云：‘寒食清明都过了，石泉槐火一时新。’后七年，仆出守钱塘，而参寥始卜居西湖智果院。院有泉出石缝间，甘冷宜茶。寒食之眀日，仆与客泛湖，自孤山来谒参寥，汲泉钻火，烹黄蘖茶。忽悟所梦诗，兆于七年之前。众客皆惊叹，知传记所载，非虚语也。元祐五年二月二十七日，眉山苏轼书并题。”据此可知，元祐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寒食节这天，苏轼确实到访了参寥子，并有梦诗、饮泉、悟诗兆等事。

另据苏轼诗《连日与王忠玉张全翁游西湖访北山清顺道潜二诗僧，登垂云亭，饮参寥泉，最后过唐州陈使君夜饮，忠玉有诗，次韵答之》：“北山非自高，千仞付我足。西湖亦何有，万象生我目。云深人在坞，风静响应谷。与君皆无心，信步行看竹。竹间逢诗鸣，眼色夺湖渌。百篇成俯仰，二老相追逐。……”可知，苏轼与王忠玉、张全翁一同访问北山清顺、道潜两位僧人，根据诗文内容可以推测大致时间也在清明寒食前后。也就是说，元祐五年清明前后，苏轼与王忠玉、张全翁等人同游西湖，拜访参寥子，并饮参寥泉。

元祐五年三月二日，苏轼与王瑜、杨杰曾一同去拜访参廖子，此事虽暂未见史料记载。但幸运的是，2022年浙江省博物馆在筹备“湖山镌永——杭州西湖历代摩崖题刻拓本展”时，策展人魏祝挺老师在馆藏拓本中，发现了两件此前从未披露过的苏东坡题名拓本（图1）：“苏轼、王瑜、杨杰同□参寥子，元祐五年三月二日。”

史料记载，苏轼还曾为智果寺内泉作铭《参寥泉铭并序》：“余谪居黄，……乃名之参寥泉。为之铭曰：‘在天雨露，在地江湖。皆我四大，滋相所濡。伟哉参寥，弹指八极。退守斯泉，一谦四益。余晚闻道，梦幻是身。真即是梦，梦即是真。石泉槐火，九年而信。夫求何神，实弊汝神’。”据李越深考证，此铭作于元祐六年（1091）以后，应为三月。

此外，元祐六年苏轼由杭州知州召为翰林学士承旨，将离杭州赴汴京时写给参寥的临别诗《八声甘州·寄参寥子》：“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至此，苏轼与参寥子在杭州、智果寺的交往暂时告一段落。

综上，可见苏轼与参寥子在杭州智果寺的交往十分密切，两人之间的情谊颇深。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苏轼与参寥子所交往的智果寺位于孤山，此时尚未迁徙至葛岭，并不是如今所见的智果禅寺遗址。但因为前后因袭的关系，尤其是苏轼为智果寺所作题梁，这一点南宋潜说友所撰《咸淳临安志》卷七十九《上智果院》有记：“上智果院……庆元三年（1197）韩松刻曰‘东坡先生翰墨无不载于碑刻，惟智果院法堂脊记独未入石，因命工摹勒以永其传。今堂上有阁，乃以真迹置之梁脊焉。’”也就是说，即便智果寺的地理位置发生了变迁，但苏轼与智果寺乃至于参寥子的交往，仍是智果寺建寺以来可圈可点的历史，甚至可以说是智果寺的高光时刻。

苏轼在杭期间，常到访各个寺院，也有很多与寺院抑或寺僧的故事流传下来。其中，与梦有关的有智果寺、寿星院等，对此苏轼有诗文记述。

关于“苏公梦游智果寺”的故事，缘起于《苏轼文集》卷十九《参寥泉铭并叙》：“余谪居黄，参寥子不远数千里从余于东城，留期年。尝与同游武昌之西山，梦相与赋诗，有‘寒食清明’‘石泉槐火’之句，语甚美，而不知其所谓。其后七年，余出守钱塘，参寥子在焉。明年，卜智果精舍居之。又明年，新居成，而余以寒食去郡，实来告行。舍下旧有泉，出石间，是月又凿石得泉，加洌。参寥子撷新茶，钻火煮泉而瀹之，笑曰：‘是见于梦九年，卫公之为灵也久矣。’坐人皆怅然太息，有知命无求之意。乃名之参寥泉。……’”此处记述的是寒食后一天，苏轼等人前往智果寺拜访参寥子，参寥子用泉水煮茶招待，此场景使苏轼想起多年前梦中参寥子赋诗的场景，众人听后都很惊叹。

南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明代吴之鲸《武林梵志》、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明代张岱《西湖梦寻》、清代胡敬《淳祐临安志辑逸》等相关志书中基本上都引用了《苏轼文集》中的记述。

苏轼的诗文中记述关于西湖寺院梦境的并不只有智果寺，还有寿星院。据《咸淳临安志》卷七十九所载：“寿星院，在葛岭。天福八年（943）建，有寒碧轩、此君轩、观台（即今江湖伟观）、杯泉，东坡皆有诗。……诸诗皆有石刻，寺有坡公祠。”可见，寿星寺也是苏轼常到访的寺院之一。此外，苏轼在《答陈师仲书一首》中也提到了寿星院：“轼亦一岁率常四五梦至西湖上，此殆世俗所谓前缘者。在杭州尝进寿星院，入门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后堂殿山石处，故诗中尝有‘前生已到’之语。……”此处记述了苏轼在杭期间到寿星院，一入门便感觉曾经到访过，而且还能说出寺院后堂殿山石等物，有种“前生已到”的感觉。苏轼借此表达对杭州的喜爱，及离开杭后，对西湖的怀念。

这两则故事，在笔记小说、民间文学中的记述有所不同。

宋代何薳所撰的笔记小说《春渚纪闻》中专门有一卷《东坡事实》记述苏轼相关的故事，其中《寺认法属黑子如星》记述了寿星院寺僧则廉口传的苏轼与参寥子一起到访寿星院的故事：“钱塘西湖寿星寺老僧则廉言：先生作郡倅日，始与参寥子同登方丈，即顾谓参寥曰：‘某生平未尝至此，而眼界所视，皆若素所经历者，自此上至忏堂，当有九十二级。’遣人数之，果如其言。即谓参寥子曰：‘某前身山中僧也，今日寺僧皆吾法属耳。’后每至寺，即解衣盘礴，久而始去。则廉时为僧雏侍侧。每暑月，袒露竹阴间，细视公背有黑子若星斗状，世人不得见也。即北山君谓颜鲁公曰：‘志金骨，记名仙籍’是也。”此处记述借寿星寺僧则廉的见闻，以增强故事可信度，进而阐述寿星寺与苏轼的前生今生关系匪浅，最后就苏轼“背有黑子若星斗状”而将其神格化。这段记述虽荒诞不经，但可窥见苏轼与寿星寺的故事在宋代就已经产生了流变，且在民众心里的苏轼已经脱离世俗而神格化了。

关于苏轼的神化，《东坡志林》卷二《异事上·东坡升仙》有载：“吾昔谪黄州，曾子固居忧临川，死焉。人有妄传吾与子固同日化去，且云：‘如李长吉时事，以上帝召他。’时先帝亦闻其语，以问蜀人蒲宗孟，且有叹息语。今谪南海，又有传吾得道，乘小舟入海不复返者，京师亦云，儿子来书言之。……”据此可知，苏轼在宋代，甚至他还活着的时候就常被人们传言去世或升仙。由此，便不难理解《春渚纪闻》中关于苏轼神格化的记述。

苏轼借梦境记述其与智果寺、寿星院的故事，以表达其对僧友、对杭州西湖的情感。然而，在流传的过程中，民众的记忆和诠释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历史事实，最终被传说化甚至神格化。

到了明代，张岱在其所撰《西湖梦寻》卷一中对苏轼与智果寺故事的记述则出现了杂糅、混淆甚至张冠李戴的情况：“智果寺……寒食之明日，东坡来访，参寥汲泉煮茗，适符所梦。东坡四顾坛壝，谓参寥曰：‘某生平未尝至此，而限界所视，皆若素所经历者。自此上忏堂，当有九十三级。’数之，果如其言，即谓参寥子曰：‘某前身寺中僧也，今日寺僧皆吾法属耳，吾死后，当舍身为寺中伽蓝。’参寥遂塑东坡像，供之伽蓝之列，留偈壁间，有‘金刚开口笑钟楼，楼笑金刚雨打头，直待有邻通一线，两重公案一时修。’后寺破败。”此处记述延续了以往史料中苏轼到访智果寺的历史事实，但同时又将何薳《春渚纪闻》中关于寿星寺的记载张冠李戴给了智果寺。除此之外，文中还记述了道潜曾为苏轼立像并与伽蓝一起供奉一事，俨然将苏轼神格化为佛教的守护神了。之后，又记载了明崇祯年间苏轼入梦、立愿及其与科举相关的故事：“崇祯壬申，有扬州茂才鲍同德字有邻者，来寓寺中。东坡两次入梦，属以修寺，鲍辞以‘贫士安办此？’公曰：‘子第为之，自有助子者。’次日，见壁间偈有‘有邻’二字，遂心动立愿，作《西泠记梦》，见人辄出示之。一日至邸，遇维扬姚永言，备言其梦。座中有粤东谒选进士宋公兆禴者，甚为骇异。次日，宋公筮仕，遂得仁和。永言怂恿之，宋公力任其艰，寺得再葺。时有泉适出寺后，好事者仍名之参寥泉焉。”这一记述以苏轼入梦交代修葺智果寺，并最终得以重修的故事，一方面交代了明代智果寺修葺的事宜，另一方面则反映了明代科举的时代特色。这种“入梦”“立愿”的“科举神”，在明代似乎较为流行，如于谦曾被文士书生们视为梦神，据《异梦记》和《山窗杂录》等记载，明万历年间开始，杭州人就有到于谦祠祈梦的习俗。由此可见，《西湖梦寻》的记述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苏轼也被赋予了与以往不同的形象。

总之，苏轼诗文中关于智果寺、寿星院等相关梦境的记述，表达了其对西湖喜爱之情以及对杭州的怀念，是一种情感的宣泄。但何薳在其《春渚纪闻》中的相关表述则突破了纪实，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史实，甚至传说化，并提到了前生今世、“仙籍”，将苏轼神格化了。到了明代，张岱在《西湖梦寻》中的记述，不仅混淆了苏轼与智果寺、寿星寺关于梦境的故事，甚至将前人的记述张冠李戴，并以苏轼入梦“属以修寺”的方式记述崇祯年间修葺智果寺的缘由，侧面反映了明代学子科举入仕的艰辛，具有典型的时代特色。虽然随着时代的演进，“苏公梦游智果寺”的故事产生了流变，但不可否认的是，杭州百姓对苏轼的缅怀与纪念依然如故，智果寺仍是怀念苏轼的地方之一。

就苏轼与智果寺的故事在流传过程中产生流变的原因，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尝试探究。

首先，寺院地理位置的变迁是苏轼与智果寺故事产生流变的主要客观因素。

北宋时智果寺位于孤山，“苏公梦游智果寺”故事发生地为当时位于孤山的智果寺。然而，南宋定都临安后不久，为营建四圣延祥观，宋高宗下诏将孤山上的院刹、墓葬等悉数迁出，智果寺因此迁建至葛岭。

迁徙至葛岭后，智果寺与寿星院邻近（两寺的地缘关系见图2）。这一地理位置上的明显变迁，使得“苏公梦游智果寺”的故事在流传的过程中，客观上造成了后世的误读与误解，甚至将苏轼在智果寺的故事与其在寿星院的故事杂糅。明代张岱所撰的《西湖梦寻》中将苏轼与智果寺、寿星院的故事混淆记述，甚至张冠李戴，这与智果寺、寿星寺的地缘关系不无关系。

其次，苏轼的成就、人格魅力及其功绩等持续吸引着各时代的民众，而不同的时代特性和民众的心理需求又不可避免地融入苏轼相关故事中，从而造成苏轼的形象不断被重塑，进而使得“苏公梦游智果寺”的故事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偏离，甚至传说化。

苏轼是一个丰富多元却又内在统一的文人，他不仅文学、艺术成就极高，且因仕途坎坷，足迹遍布各地，以致各地都有很多政绩。可以说，苏轼在其所生活的时代就已经名满天下了。加之其坎坷的人生历程和豁达的人格魅力，吸引了历代文士、民众的持续关注。

而各时代所处的社会环境、主流思维及民众的心理需求等又不可避免地融入了苏轼相关的故事中，并赋予其不同的面貌与趣味，进而重塑苏轼的形象，以达成和满足各个时代民众的心理需求。就“苏公梦游智果寺”的故事而言，苏轼被塑造成悟却前生、安心修道的转世高僧，其中隐含了民众对他的同情、敬仰与钦佩。而将苏轼塑造成与“入梦”“立愿”、科举入仕等相关的形象，侧面反映了明代学子科举入仕之艰辛。

第三，记述主体与客体的时空分离及记述主体的自我意识致使“苏公梦游智果寺”的故事产生流变。

本文所说的记述主体，指的是文献史料的记述者，而记述客体则是“苏公梦游智果寺”的故事。因时间距离、地理空间距离和社会空间距离等客观因素的限制，记述者很难深入到记述客体及其历史场景和历史事件的中心。“历史叙事总是叙述主体对先于叙述行为存在的客体的叙述”，也就是说记述主体没有直接参与记述客体的故事其中，而是通过见闻或口传等方式来记述的，因而很难避免历史故事偏离历史事实。“苏公梦游智果寺”故事的记述者与故事发生就存在着无法逾越的时空分离的限制，因而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记述客体的真实性。

此外，记述主体的自我意识和主观情感也会一定程度上影响记述客体相关故事的流变。以《春渚纪闻》为例，作为记述主体的何薳是北宋时期的文学家，其父何去非曾由苏轼推荐为官，可想他是怀着感激、敬佩之情来记述所收集的关于苏轼的相关故事，对收集来的故事可能进行过甄选，在记述故事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客观，甚至出现神化。

第四，传播主体在传播过程中因传播方式及个人记忆、理解、诠释等方面的偏差造成传播客体的讹误。

本文所说的传播主体指的是各个时代的民众，传播客体指的是“苏公梦游智果寺”的故事。一般而言，民众对苏轼与智果寺相关故事的传播主要以口耳相传、口传心授的形式来演说和传承，因而这种声音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可能会造成误传、漏传。而且，民众对苏轼与智果寺相关故事的记忆、理解及诠释等也存在一定的偏差，因而传播过程中可能存在讹误。

就苏东坡与智果寺的故事而言，苏东坡诗文中关于智果寺、寿星院等相关梦境的内容，是为了表达他对西湖、杭州的喜爱及怀念之情，可以说是一种纪实的情感表述。然而随着时间的推进，民众在对这两则信息的接收和传播过程中，因传播方式及个人记忆、理解、诠释等因素的影响，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故事的误传或漏传。这一点从张岱在《西湖梦寻》中的记述可以证实，不仅混淆了苏轼与智果寺、寿星寺关于梦境的故事，甚至将前人的记述张冠李戴，进而造成了苏轼与智果寺的故事中杂糅了寿星寺的相关内容。此外，在历史演进过程中，这一故事还加入了当时民众的理解和诠释，形成新的故事记忆，进而造成了该故事的进一步讹误。甚至，崇祯年间修葺智果寺的相关记述，通过这一故事的传播，映射出明代科举制度的时代特色乃至杭州地区“科举神”的地域特点。

综上，苏轼的成就、人格魅力及其功绩吸引着各时代的民众对其记忆、传承，而不同的时代特性和民众的心理需求又反过来影响苏轼形象的塑造，甚至将其神格化。而记述主体与客体的时空分离及记述主体的自我意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苏轼与智果寺相关故事的流变。此外，传播主体在传播过程中因传播方式及个人记忆、理解、诠释等方面的偏差，致使苏轼与智果寺相关故事的讹误甚至张冠李戴。可以说，“苏公梦游智果寺”故事的流变是综合因素造成的，且体现着不同的时代特色与民众心理需求。但不可否认的是，不管“苏公梦游智果寺”的故事如何流变，依然不影响苏轼在各时代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与地位。

张敏，杭州西湖博物馆总馆文博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