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杭州的牡丹情缘｜罗婷婷

苏轼于北宋熙宁和元祐年间两任杭州，本文概述苏轼在杭期间与同僚好友共赏牡丹的情景，可见彼时苏轼的交游和心境。

“居杭积五岁，自忆本杭人”，苏轼两任杭州，迨有夙缘，而他与杭州缘起于一场牡丹盛宴，作为他人生中的一抹绚烂，在往后的岁月中被无数次缅怀。

宋时繁华，共赏牡丹

北宋熙宁四年（1071）冬苏轼自润州抵杭州通守任，这是苏轼与杭州的初次相遇却恍如夙识，“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而是年正月沈立（字立之）由越州移知杭州，两人在同一年抵杭，成为上下级同僚。就在来年春天，熙宁五年（1072）的三月二十三日，在杭州吉祥寺举行了一场规模浩大的牡丹盛宴。宋代赏牡丹蔚然成风，张邦基《墨庄漫录》：“西京牡丹闻于天下，花盛时，太守作万花会，宴集之所，以花为屏帐。”苏轼诗：“牡丹松桧一时栽，付与春风自在开。试问壁间题字客，几人不为看花来？”写出无人不道看花回的盛况。而据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杭州牡丹“独盛于吉祥寺。苏子瞻通判杭州时，有《牡丹记叙》一篇。”苏轼《牡丹记叙》云：“熙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余从太守沈公观花于吉祥寺僧守璘之圃。圃中花千本，其品以百数。酒酣乐作，州人大集，金盘彩篮以献于坐者，五十有三人。饮酒乐甚，素不饮者皆醉，自舆台皂隶皆插花以从，观者数万人。”这一天沈立和苏轼一班同僚与民同乐，共赏牡丹，开怀畅饮，连素日不喝酒的都醉了，观众达数万之多，几乎到了万人空巷倾城而出的程度。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沈立是资深牡丹爱好者，作有《牡丹记》十卷，并求苏轼为序，苏轼认为此书不啻的精究博备，书和这场与民同乐的牡丹盛宴都值得纪念，于是有了这篇《牡丹记叙》：“明日，公出所集《牡丹记》十卷以示客，凡牡丹之见于传记与栽培养剥治之方，古今咏歌诗赋，下至怪奇小说皆在。余既观花之极盛，与州人共游之乐，又得观此书之精究博备，以为三者皆可纪，而公又求余文以冠于篇。”其实初至杭州时苏轼就注意到牡丹，写下《雨中明庆赏牡丹》：“霏霏雨露作清妍，烁烁明灯照欲然。明日春阴花未老，故应未忍著酥煎。”牛酥煎落蕊引用孟蜀时李昊故事，据《洛阳贵尚录》和《复斋漫录》记载，李昊每逢牡丹花开即分赠亲友，又以牛酥同赠，曰：“俟花凋谢，即以酥煎食之，无弃秾艳。”同一典故在苏轼诗中反复出现：“未忍污泥沙，牛酥煎落蕊。”以花为食兼具观赏和实用价值，可谓物尽其用极具创意，这种做法至南宋宪圣吴太后手中更加发扬光大，作为嗜花之人她命人将凋落的牡丹花瓣裹上面糊入油炸酥，将枝头清赏变为盘中美餐，令人一涤俗肠。苏轼离开杭州后在密州任上时还作了一首《惜花》诗，开头就是“吉祥寺中锦千堆，前年赏花真盛哉”，公自注：“钱塘吉祥寺花为第一。壬子清明，赏会最盛，金盘彩篮以献于座者，五十三人。夜归沙河塘上，观者如山，尔后无复继也。”那场空前绝后的牡丹盛会成为苏轼记忆里永恒的定格，缔结了他与杭州的不解之缘。

苏轼的《吉祥寺赏牡丹》描述了赏花宴上自己头簪牡丹醉不能归的情景：“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醉归扶路人应笑，十里珠帘半上钩。”三年后追忆当时情景说：“沙河塘上插花回，醉倒不觉吴儿咍，岂知如今双鬓催。”又说如今“何当镊霜鬓，强插满头归”。都体现了宋人簪花的习俗。蔡絛《铁围山丛谈》：“元丰中，神宗幸金明池，是日，洛阳适进姚黄一朵，花面盈尺有二寸，遂却宫花不御，乃独簪姚黄以归。至今传以为盛事。”据欧阳修《洛阳牡丹记》，姚黄为千叶黄花，出于民姚氏家，为宋时新培育的牡丹品种，只出洛阳，且“洛阳亦不甚多，岁不过数朵”。所以这一年洛阳只进贡一朵特大姚黄也在情理之中，正在金明池游览的宋神宗当即拔掉头上宫花只簪这朵姚黄回宫，一时传为盛事，可见当时风气。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三“御亲赐带花”条：“真宗东封，命枢密使陈公尧叟为东京留守，马公知节为大内都巡检使。驾未行，宣入后苑亭中，赐宴，出宫人为侍。真宗与二公皆戴牡丹而行。续有旨，令陈尽去所戴者。召近御座，真宗亲取头上一朵为陈簪之，陈跪受拜舞谢。……寇莱公为参政，侍宴，上赐异花。上曰：‘寇凖年少，正是戴花吃酒时。’”说的是君臣都爱戴牡丹且以赏赐臣下簪戴为荣宠。士人簪花是风雅的体现，尤以年少为宜，故探花郎多年轻俊才，据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一“簪花”条记载，至清代还沿袭一甲三人出东长安门游街、顺天府丞设宴簪花的风俗。稍年长的文人则以年老簪花自嘲，如苏轼《李钤辖坐上分题戴花》：“帘前柳絮惊春晚，头上花枝奈老何。”其时苏轼37岁，已经自谦称老了。此外如陈师道“白发簪花我自羞”、黄庭坚“花向老人头上笑，羞羞，人不羞花花自羞”等不一而足。只称花而不名牡丹则如欧阳修所说：“至牡丹，则不名，直曰‘花’，其意谓天下真花独牡丹，其名之著，不假曰‘牡丹’而可知也。其爱重之如此。”

宋代牡丹花纹还出现在菩萨宝冠上，如杭州烟霞洞口的宋代白衣观音像，纹饰主要集中在头顶的化佛像上并饰以一朵牡丹花，大足妙高山的南山观音像头戴流行于北宋至南宋晚期的牡丹纹宝冠，在宝冠的上方写实地刻画了一朵盛放的牡丹，宝冠的下部则饰以牡丹的叶。牡丹纹宝冠为菩萨像造型的创举是宋人酷爱牡丹的产物。

宋韵唱和，歌咏牡丹

转过年就是熙宁六年（1073），又是一年牡丹盛开季，又是熟悉的吉祥寺，苏轼流连芳丛呼朋引伴，有《吉祥寺花将落而述古不至》：“今岁东风巧剪裁，含情只待使君来。对花无信花应恨，直恐明年便不开。”许是之前苏轼与陈襄有约共赏吉祥寺牡丹，结果春将暮花将落陈襄也不见来，苏轼托言牡丹含情盛放只待君来，恼你爽约明年便不开了，以俏皮语调冲淡了怨怼不满，全诗活泼灵动，可见两人关系亲厚。陈襄见诗第二天就奔赴赏花盛宴，《述古闻之，明日即至，坐上复用前韵同赋》：“仙衣不用剪刀裁，国色初酣卯酒来。太守问花花有语，为君零落为君开。”苏轼笔下的牡丹俨然有了人的思想和情感，零落盛开只为使君。熙宁六年的春天苏轼与陈襄共赏吉祥寺牡丹，到了十月居然又开数朵，值此意外之喜陈襄作四绝句，苏轼有《和述古冬日牡丹四首》，其一：“一朵妖红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闲花得少休。”其二：“花开时节雨连风，却向霜余染烂红。漏泄春光私一物，此心未信出天工。”清查慎行注：“（苏轼）熙宁六年任杭州通判，知州系知制诰陈襄字述古。是年冬十月内，一僧寺开牡丹数朵，陈襄作四绝句，轼尝和。此诗皆讥讽当时执政大臣，以比化工，但欲出新意擘画，令小民不得暂闲也。”榴案：“述古诗有‘直疑天与凌霜色，不假东皇运化工’句，故此云然。又此二句言新法之害由于时相，不尽出于神宗本意也。”清人辑注赋予苏诗以政治寓意，苏轼本以抵制新法而外放杭州，而据《宋史》陈襄知谏院，论青苗法不便，望贬王安石、吕惠卿以谢天下，为王安石所忌出知陈州徙杭州。两人志同道合惺惺相惜，借牡丹咏时事也在情理之中，这也为后来的乌台诗案埋下伏笔。而对于“一朵妖红翠欲流”中的“翠”作何解？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做了考证：“东坡牡丹诗云‘一朵妖红翠欲流’。初不晓‘翠欲流’为何语。及游成都，过木行街，有大署市肆曰：‘郭家鲜翠红紫铺。’问土人，乃知蜀语鲜翠犹言鲜明也。”陆游也是实地到过成都后方知“翠”为当地方言，鲜翠即鲜明之意。苏轼的《和述古冬日牡丹四首》其三再次用到殷七七的典故：“当时只道鹤林仙，解遣秋光发杜鹃。谁信诗能回造化，直教霜枿放春妍。”惊喜之情溢于言表，去年冬天独游吉祥寺还感慨“安得道人殷七七，不论时节遣花开”，不想今冬果真如愿以偿看到牡丹盛开，许是他的前作动感上天所致。而这份惊喜是与今年的赏花人陈襄一同领略的，陈襄连作四绝句，苏轼亦连和四首，于更番唱和之间更显情意绵长，于歌咏牡丹之中又见言外之意。

熙宁七年九月苏轼即将离杭赴密，这一年的春天苏轼还在“沿漕檄赈饥常、润”而不及与钱塘旧友共赏牡丹，作有《常润道中，有怀钱塘，寄述古五首》，其四云：“国艳夭娆酒半酣，去年同赏寄僧檐。……应须火急回征棹，一片辞枝可得黏。”忆及熙宁六年与陈襄共赏吉祥寺牡丹之事，归心似箭恨不能即刻返程，还来得及把落花黏回枝头。陈襄亦有《和子瞻沿牒京口忆吉祥寺牡丹见寄》云：“红蕊欲开丹未渥，素香堪茹雪非甜。”可见同心同德。又有酬答周邠的《杭州牡丹开时，仆犹在常润，周令作诗见寄，次其韵》：“羞归应为负花期，已见成荫结子时……玉台不见朝酣酒，金缕犹歌空折枝。”连用三个典故表达未及与同僚共赏之憾。然而苏轼在出差途中也自欣赏到了不一样的牡丹，如《常州太平寺观牡丹》：“武林千叶照观空，别后湖山几信风。自笑眼花红绿眩，还将白首对鞓红。”据欧阳修《洛阳牡丹谱》：“鞓红者，单叶，深红花……其色类腰带，谓之鞓红。”鞓红牡丹常与政治相关，苏轼以鞓红一语双关表达宦海浮沉之感慨，明人吴宽也以“故园两岁梦鞓红”“暮归吹落又狂风”表达状元出身却两次未能进入内阁之憾。苏轼《游太平寺净土院观牡丹，中有淡黄一朵，特奇，为作小诗》：“醉中眼缬自斓斑，天雨曼陀照玉盘。一朵淡黄微拂掠，鞓红魏紫不须看。”则慧眼独具地赞赏一朵与众不同的淡黄色牡丹，胜过鞓红、魏紫等名种，表达迥异于推崇牡丹大红大紫的审美观。苏轼再回到杭州已经是十几年后的元祐四年（1089）七月，彼时苏轼以龙图阁学士充两浙西路兵马钤辖知杭州军州事任，但元祐五年（1090）伊始就卧病弥月，因有《雪后，便欲与同僚寻春，一病弥月，杂花都尽，独牡丹在尔，刘景文左藏和顺阇黎诗见赠，次韵答之》诗：“残花怨久病，剩雨泣余妍。……天葩尚青萼，国色待华颠。”已步入老年的苏轼本欲与同僚寻春赏花，不想一病数月后杂花都尽只有牡丹尚存，因与友人酬唱往来。也许是命运的安排，牡丹再次成为唱和主题。

苏轼在杭州的悠游时光是他一生中难得的闲暇适意，那些年一起赏过的花与人一并成就了他五彩斑斓的人生底蕴，成为他记忆中永不磨灭的一抹绚烂。

罗婷婷，杭州西湖博物馆总馆文博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