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探杭州西湖文化谱系 - 汤海孺

本文搭建一个由价值观、审美观、生活观三个层面所构成的认知框架，从而对西湖文化有一个历史的、全面的、整体的认识。其中，价值观是评判好与坏的标准，审美观是评判美与丑的标准，生活观是评判真与假的标准。在这一体系中，价值观影响审美观，审美观影响生活观。西湖文化之所以在农耕文明达到鼎盛，并向外传播，是因为其审美观与价值观相契合，审美观又贯穿于生活观。三观一致，从而成就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圣地。

2011年6月24日，在法国巴黎举行的第35届世界遗产大会正式将中国“杭州西湖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突出的普遍价值被世界认可。

西湖的核心价值是审美实体，在东方审美体系中有很多审美实体，但这个审美实体全面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特别是“天人合一”的理念，因而，它是最具经典性的文化景观。那么，也可以说它是审美的文化圣地。既然西湖的核心价值是审美实体，那么，了解西湖文化的构成，也即认识西湖文化的谱系就显得很重要。

一、价值观：西湖文化的价值谱系

西湖文化是由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和影响，同时也融合了佛教、道教的思想理念的传统文人士大夫阶层为主体所创造的。由于西湖的文化精神与儒家思想很契合，所以，我们常说，西湖是传统文人士大夫的精神家园。从价值观层面而言，西湖文化拥有以下思想理念：

一是“天人合一”共生思想，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西湖恰恰是最完美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的典范。西湖曾经是一个潟湖，有沼泽化倾向。如果不是人为的筑堤、疏浚、反沼泽化，按自然规律，西湖早就湮废了。一方面，是大自然造就了三面云山这个天生丽质的独特自然环境；另一方面，正因为有了巧夺天工的“三堤三岛两塔”的人工点缀、点睛，这才形成了闻名于世的西湖盛世全景图。由此可见，西湖的成功是天生丽质与后天努力叠加的成果，两者缺一不可。

二是“以民为天”民本思想，体现服务百姓的民本宗旨。中国人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即把人民看作国家的基石，看作“人心向背”的关键所在，看作“天命”最实质的内容。民生问题解决得好坏，是决定国之命运的大事。文人士大夫这一群体在治理西湖的过程中，始终关心民生。从唐代杭州刺史李泌掘六井，解决城内居民饮水问题；到白居易兴修水利，复浚六井；再到北宋苏轼《乞开杭州西湖状》讲述西湖不可废的五条理由，致力于疏浚西湖、修筑苏堤等，都体现士阶层的以民为天、为民办事的积极入世的价值观。

三是“隐逸”自由洒脱思想，体现士阶层的独立人格。中国古代文人追求君臣之间的平等关系而非附庸关系，他们普遍有着刚直不阿的品格——不为物役、不为势屈，所谓士阶层的风骨。在儒家隐逸思想看来，如果政治理想因为国君昏庸而不能实现的话，那么就去保持自己的人格高洁。以林和靖为代表的隐士，隐于孤山，梅妻鹤子，体现了传统知识分子追求自由的独立人格。

二、审美观：西湖文化的审美谱系

西湖景观在美学上的鲜明特征就在于要素的尺度和谐。西湖的山不高不低，适合登高望远；西湖的水不深不浅，适合游船观赏；西湖的尺度不大不小，适合中观远眺；西湖离城市不近不远，适合居民休闲：各种要素的尺度都恰如其分、恰到好处。西湖美学就是中和思想在空间格局上的表现。

白居易用中和的理念来诠释风景，把西湖推到了理想中的风景的极致。而欧阳修又进一步在《有美堂记》中给西湖定了性，他认为只有“为一都会，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者”才是理想之地。“富贵之娱”意即有一定身份和经济条件的人的审美要求，也就是士阶层的要求。西湖是一个亦城亦田园、亦世俗亦自然的地方，无论是赋闲、外放还是致仕之后，都可以在这里获得心理安慰。欧阳修的论述，奠定了西湖作为中国文化审美体系中的坐标地位。西湖和谐、端庄、秀丽的美学特征，非常符合这一阶层的政治的、情感的、生活的需要。因而，儒家知识分子首选西湖作为其精神上的安身立命之所，把它作为本阶层的审美圣地和精神家园。在北宋这个时间节点上，西湖完成了它的文化定格。

基于审美主题谱系，可以分成五个维度来看：

一是歌咏自然。白居易、苏轼无疑是描绘山水诗情画意的大家。如白居易《钱塘湖春行》的“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春题湖上》的“湖上春来似画图，乱峰围绕水平铺”“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的“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等名作。

二是歌咏天城。柳永《望海潮·东南形胜》的“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白居易《忆江南》的“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陆游《临安春雨初霁》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辛弃疾《青玉案·元夕》的“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等，写尽城市的繁华与诗意。

三是悲喜情缘。以西湖为发生地的爱情故事有：“梁山伯与祝英台”，歌颂婚姻自由，反抗包办婚姻；“许仙与白娘子”的传说，是跨越人妖界限的奇恋；“苏小小与阮郁”，展现了才子佳人的多情与坚贞；民国时期“史量才与沈秋水”，发生在秋水山庄的爱情故事。还有叙述缘分的天竺寺外三生石，来自苏轼《僧圆泽传》来生相见的“圆泽三生”故事，刘松年为此还画了《圆泽三生图》。

四是名人贤达。济公和尚爱打抱不平，为民办事；杭州人为白居易、林逋和苏东坡立了“三贤堂”。姜青青说：西湖文化发轫于白居易，他在杭为官三年，写下近300首（篇）诗文，让西湖广为人知，而苏轼两度为杭州父母官，疏浚西湖、修筑苏堤，“欲把西湖比西子”，将西湖人格化。一条白堤，一条苏堤，成为西湖的文化和民生符号。

五是忠孝仁义。有“精忠报国”的岳飞——岳庙，有“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于谦祠，有“也留正气在乾坤”的张苍水——张苍水先生祠，合称“西湖三杰”。之后，还有“鉴湖女侠”秋瑾墓葬西湖。

三、生活观：西湖文化的生活谱系

在中正、和谐的价值观与审美观的熏陶和观照下，西湖文化展现了一种与空间场所紧密关联的独特生活方式。

一是宗教文化生活。早在东晋时期，佛教、道教同时看中了灵竺、葛岭地区优越的自然生态，称之为“仙灵所隐”。城郊的西湖山林成为道教修炼的“洞天福地”，如位于葛岭的“抱朴道院”，东晋著名道家、医学家、炼丹家葛洪（约281—341）曾在此结庐炼丹，著有《抱朴子》内外篇70卷，对杭州道教影响很大。位于紫阳山东麓的“通玄观造像”，为南宋时著名道观，相传绍兴年间（1131—1162）内侍刘敖因梦见三茅真君驾白鹤降落在瑞石山之阳而创建此观。

现道观已无存，只在原观遗址崖壁上，雕有道教人物造像四龛六尊。玉皇山，道教主流全真派圣地，每年农历春节至清明的一段时间，杭嘉湖和苏州无锡的香客蜂拥而至，福星观龙殿前香烟缭绕，人头攒动，盛况空前，也是新西湖十景之一“玉皇飞云”所在地。西湖山林也是佛教觉悟的“绝胜觉场”，如全国重点文保单位灵隐寺，始建于东晋咸和元年（326），开山祖师为西印度僧人慧理和尚。

二是茶禅文化生活。西湖茶树种植源于唐代灵隐寺和三天竺寺一带，唐人陆羽《茶经》最早记述西湖产茶的历史。西湖龙井茶作为“中国绿茶之首”，兴起于11世纪初。北宋佛教天台宗高僧、杭州天竺寺主持辩才大师（1010—1091）退居南山龙井寿圣院后，与苏轼等文人雅士煮茶论道，交往甚勤，使龙井茶得以在西湖群山中广为种植，而以茶参禅也逐渐成为文人普遍崇尚的一种文化生活方式。禅茶文化精神体现在“正、清、和、雅”上，它集儒家文化的“正气”、 道家文化的“清气”、佛家文化的“和气”与茶家文化的“雅气”于一身，体现了禅茶文化的根本精神。龙井茶之名始于宋，闻于元，扬于明，盛于清。

三是读书藏书文化生活。南宋时临安为国都，设立太学。明清之际，书院林立，弦诵之声不绝。历代学术机构多建于西子湖畔，给其自然美景汇入一股浓重的翰墨书香。万松书院：明弘治十一年（1498）由浙江参政周木在凤凰山万松岭报恩寺故址创建。曾改名太和书院、敷文书院。该书院是明清时期杭州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书院，它还因梁祝爱情故事而在民间广为人知。2002年于旧址重建。诂经精舍：由浙江巡抚阮元于清嘉庆六年（1801）创建于孤山。历任掌教者均为一代名流，以经学大师俞樾历时最久，共31年。

四是隐逸文化生活。隐逸是中国传统中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或生活态度，其表现为不介入官场，崇尚自在、闲适、质朴的生活，并追求道家所倡导的人与自然在精神层面上和谐的境界。隐逸文化对唐宋文人士大夫有显著的影响，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东方文化的一种特殊品质。隐逸文化在西湖景观中也有所体现，其最著名的代表就是隐居孤山的诗人林逋。

总而言之，西湖文化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审美观念的代表性、典型性、正统性。其价值观、审美观、生活观“三观”空前一致并贯穿于整个空间场所和人们的生活方式。由于自然的沼泽化与人为的反沼泽化的应对回应，西湖形成了人与自然不断调适、和谐共生共长的最佳实践范例。

李渔说：“山水者，天地之才情；才情者，人心之山水。”历代士阶层在治水营城的过程中，不断地发现、挖掘、传播以及创造西湖山水之美和寄情山水，成就了西湖作为审美圣地和精神高地的地位。这也难怪欧阳修会把西湖定为繁华与山水兼得的理想之地，此地也被世人赞美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湖文化谱系研究就是一次文化基因解码，将有助于对西湖文化特性的全面理解。

//作者简介：

汤海孺，杭州市政府原参事，杭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