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山水“地以人名”之文化论述略

2019-12-16 11:09:45 284

西湖山水“地以人名”之文化论述略

李一凡

[摘  ]西湖文化的创建滋乳于中国传统文化,它的创生浸润于宗教文化。本文阐述了西湖文化的“天地人神”文化建构特征,对西湖文化及其景观美学研究,提出了一种内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解读方式。

[关键词]天地人神;宗教文化;杭州西湖

 

A Brief Study on How the West Lake Landscape Attained Fame

for Human Activities Associated with It

Li Yifan

 

ABSTRACT. The West Lake culture is root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since its birth, it has been closely related to religious cultur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ombination of ‘ Heaven , Earth , human and gods’ in the West Lake culture . By studying the West Lake culture and the aesthetics it is imbued with, the paper provides a new way of interpretation innat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KEYWORDS. ‘ Heaven, Earth, human and gods’, religious culture, West Lake of Hangzhou

 

一、西湖山水的宗教文化浸润

西湖风景区从湖山江海河的结构来看,传统上可大致分为若干特色景观空间,即以西湖环湖区为核心的“西湖山水”,以灵隐为核心的“灵竺山水”,以钱塘江潮为核心的“钱江山水”,以西溪湿地为核心的“西溪山水”,还有以吴山为核心的“城市山林”等。有意思的是,西湖山水以雷峰塔、保俶塔为标志物,钱江山水以六和塔为标志物,灵竺山水以灵隐寺为标志物,西溪山水以秋雪庵为标志物,吴山的城市山林以城隍庙为标志物,等等。如果“九溪山水”也可单列,那它的标志物就是龙井寺。这些各有历史和特色的景观单元中的标志物,其实都属“山水之镇”。照中国画理来看,又都是“山水点睛”之处,是山水出神采、出精神的地方。杭州古城之北郊大运河上的“北关”,是客货船到达杭州的终点,也是以香积寺前的双塔为标志物,展开“十里银湖墅”的市井生活繁华画卷的。如果以更小的景观实体来分析,比如葛岭,它点睛出神采的标志物就是抱朴道院及其上方的初阳台。其他如“灵峰探梅”以灵峰寺、“虎跑梦泉”以虎跑寺、“玉皇飞云”以福星观、植物园以玉泉寺、云栖坞以云栖寺、法华以法华寺等为标志物。从时间上来看,西湖风景最早就这样点睛出神采的地方有三处:首先是今天吴山(古称山)上的伍公庙(又称伍祠),祀忠诚、爱国、死谏的吴国大夫伍子胥英灵,时间据说在汉代,距今约有两千年;其二是葛岭,东晋葛洪求神仙之术,掘井、炼丹、修道、著书、结庐于此,应略先于佛教之发现灵隐;其三就是东晋咸和初年即公元326年,印度僧人慧理用“灵飞来”的神话故事创建灵隐、灵、灵峰三寺。这三个地方,最重要的是飞来峰之灵隐,其间的“灵竺山水”也是西湖风景区最早的由宗教活动开发起来的游览胜地。中唐时白居易《冷泉亭记》就评论过:“东南山水,余杭郡为最。就郡言,灵隐寺为尤。由寺观,冷泉亭为甲。”他没有称赞西湖山水,就是因为西湖还没有真正被成熟开发。灵竺山水的声望,至少在唐代白居易来杭之前,要大于尚处于人文初创阶段的西湖。从西湖风景发展演进的历史角度看,西湖风景区的开端源头,是飞来峰和灵隐寺为核心的灵竺山水。特别是唐初到中唐,许多著名诗人来杭州拜访游览的,主要是灵隐、天竺一带寺庙和山水风光,还有就是浙江观潮,却不是西湖,他们留下的诗篇就是证明,如宋之问或骆宾王有“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李白有“天竺森在眼,松风惊秋”。从风景的人文角度来看,甚至可以这样说,西湖风景之初是由名僧慧理“灵飞来”的一个神话故事点化出来的。他发现了“仙灵所隐”的飞来峰,发现了灵竺山水的灵气神性,以佛之寺庙开发了灵隐,把自然美导向了神学的人文美,或者说把自然美升华并融入了空灵妙庄的人文美。

至此,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西湖风景不仅具有本然的山水之美,还有至关重要的宗教文化色彩——准确地说,是一种神性的宗教精神对山水自然之美的生气灌注。这层意思再大而广之来说,就是儒道释为一体的中国文化,在西湖山水中,既发现了自然的美性、德性、理性,也发现了自然的神性、灵性——以一种心理现实的虚幻形式和特殊方式。西湖山水就是这种“地灵人杰”的山水,在平和天真的秀色中呈现着一种灵秀之美。西湖山水的这种灵气神性,葛洪与慧理的见解是一致的,慧理名曰“仙灵所隐”,葛洪名曰“绝胜觉场”。他们的风景大义并非娱乐世人、放纵山水、休闲优游,而是由此山水胜境之机缘,从苦难悲惨的人生世界普度众生、发现心性,引向神圣和天国。人若能在宗教文化中净化心灵,也是一种凡人的神圣性升华,一种超然向往。杭州自五代吴越以来入两宋,从灵竺的“绝胜觉场”跃居杭州的“东南佛国”,至今香火隆盛,不是没有缘由的。

西湖是典型的“地以人名”,因此也是“人以地传”。灵竺山水乃至西湖山水,首先是东晋年代慧理的故事、葛洪的题词,在佛道宗教文化的浸润中打开了自然的美。人类体会观赏自然美,并非用真空的眼光去物观自然美,而是透过文化的眼光去感受觉知自然的美和崇高,这在原始民族首先表现为自然的神灵化和人格化,在农业社会体现为孔孟儒学“比德”的自然审美观、老庄道学“自然天真”的自然审美观、魏晋时期宗炳“澄怀观道”的自然审美方法,等等。他们都在作一种人文的努力,即从自然的美性中发现、感悟其中显现的神性、德性、理性和人性——那种隐含在宇宙人生最深处的东西。

西湖山水的美是浸润在历史文化中的“自然人文之美”。如果脱去了这一层文化特质,那就很平淡浅薄了,只有“看山是山”的直白,失去了“看山不是山”、“看山不是山又是山”的含蓄和意境。你完全可以说慧理“灵飞来”的故事纯属荒唐,有好些古人也斥为无稽之说。在科学论和无神论立场上作这样批判是理性的清醒,但如果真那样简单地认为,就像当年“文化大革命”将这些“非科学的封建文化”统统砸烂扫荡,事实证明那是极端的错误。辩证冷静的文化理性称之为“一场文化的浩劫”。这个历史事件说明了一个重要的人类文化原理:人类的文化结构并非科学、理性、客观之一极,人类文化是一个矛盾复杂交织的多维结构,还有非理性、情感、本能、主观等多元构成。那种“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的矛盾统一结构才是人类文化的本体结构。我们生活在有主流精神的多元多极文化中,既生活在科学精神中,也生活在宗教文化中,而且人类从一开始就是从神灵文化、巫觋文化及宗教文化的漫长历史中走来的,后来的哲学、科学、艺术、伦理等也是从宗教文化的母体中走来的。人的觉醒和科学理性文明,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从欧洲文艺复兴算起才区区五百年,更何况宗教文化是与人类共始终的意识形态。所以,人性的本然是需要慧理的故事的,而且必然有。这个故事至少是一种创意。杭州、西湖如果没有慧理的故事创意,就会少了很多人文的精彩和美丽,西湖山水的景观和感觉也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西湖山水是地地道道浸润在历史文化中的“故事山水”,慧理就把故事融进了灵竺山水,寥寥数语的简洁,故事变成了景观,景观又蕴涵了故事的神奇和意境。葛洪就是那个把灵竺山水意境一语道破的人,即他在灵隐山门书写的题词“绝胜觉场”——这是灵竺山水乃至后来西湖山水之景观空间性质和功能的最初定位——神性的景观空间,也就是他们所讲的“禅窟、灵境”。一言以概之,“神的居所,人的觉场”。此外,“绝胜觉场”也是西湖山水意境的最初表达和神学定义。在西湖风景中“故事山水”实际上也是西湖“意境山水”特征的一种重要形式,历史上的故事、传说、事迹等,往往会转化为景观的人文内涵和景观的意境内容。另外一个深入人心的精彩故事,就是宋明以来以西湖雷峰塔为核心的“许仙与白蛇娘娘”的故事。它不仅是西湖一个凄美的悲剧故事,也是西湖山水意境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构造。西湖山水到处是这种虚虚实实的故事,比如钱江潮水的“子灵涛”,涌金门的“金牛出水”、虎跑寺的“性空梦泉”、净慈寺的“济公运木”、玉皇山上的“北斗七星缸”和山下的“八卦田”、湖上三岛之“海上三仙山”的创意构造等等。自然的山水之美就和历史人文、思想情境很好地融合起来,成为基于自然美的文化景观

二、天地人神结构的文化世界

“绝胜觉场”到“东南佛国”,都说明西湖风景具有鲜明的宗教特征。“神的居所,人的觉场”是其初始。西湖风景首先以人们宗教信仰的文化方式,在发现自然的大美的同时也神化了自然,其实质是建立了“天地人神”的文化世界。在西湖风景中不仅包含着天人关系、人地关系和人的社会关系、心物关系、情景关系,还包括人神关系——也就是人与自己创造和异化神灵幻象的心理联系和信仰联结。对西湖景观的文化分析,仅着眼于“天地人”三者关系是不够的,“天地人神”的四方关系才是切实和准确的。“天地人”是科学的分析观,也就是“人与自然”的命题,它排除了人对世界的宗教神灵幻象。在一定的文化情况下,人天关系、人地关系同时也是人神关系的体现。“天地人神”是历史文化的认识论,它包括了历史上发生和存在的各种相互矛盾交织的意识形态、文化观念与文化行为,而科学也只是这一文化结构的文化要素之一和一种类型。“文化”的概念大于并且包含科学的概念。科学是文化的现代主流精神。宗教文化或带有宗教信仰性的文化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却是主流精神。人类可以科学眼光看世界,但在日常生活和传统文化中人们更多更经常是以文化眼光看世界的,其中包括人对世界的宗教掌握方式。这个被感知经验的世界更多是“天地人神所结构的文化世界”。历史和事实告诉我们,人类并非直接生存于自然,而是生活于文化,自然通过文化形态作用于人。人不仅追求真、善、美,还追求着神圣——它的实质就是追求人之个体生命的永生永恒和对于有限的超越企图。这是宗教跟人类共生共存之必然的人性根据。如果不采取“天地人神所结构的文化观点去分析和解读西湖山水的景观现象和文化创造,其认知就会产生相当的困难和隔膜,就没法理解慧理“灵飞来”点化灵竺山水而产生的一系列文化现象和景观创造,不能理解从“绝胜觉场”到“东南佛国”的历史发展和何以可能。

杭州自古是佛国,杭俗佛。灵隐、天竺一带和西湖环湖区域是杭州最重要的灵地和宗教寺观集聚空间。在唐代,杭州及周边地区已成为全国佛教重心之一,至五代吴越国实行“保境安民”政策和崇兴佛教政策。《咸淳临安志》卷七十九《寺观五·灵芝崇福寺》称:“杭之俗,佛于钱氏结庐遍人境”。朱彝尊《书钱武肃王造金涂塔事》称:“寺塔之建,吴越武肃王倍于九国。”据《咸淳临安志·寺观》的统计,南宋末年杭城内外寺院总计496所;南宋临安府下辖七县,有寺院总计281所。吴越诸佛教宗派中,以禅宗最兴。西湖上历来所敬之灵,有佛灵、仙灵、圣灵(如孔子)、王灵(如钱)、英灵(如岳飞、于谦等)、贤灵(如白居易、苏东坡、林和靖)等细分,就像南齐艺人苏小小也据有西一角,们都是西湖令人敬仰或向往的各种在天神灵。西湖山水之间,除了大量的佛寺、道观,还有许多民俗祠、英烈祠、贤人祠、教化祠以及近现代的杰出人物纪念馆等。西湖文化,可以说是以秀丽雅致的西湖山水为承载的“天地人神”结构的文化世界。

在杭州这一方水土,“天地人神”所结构的文化世界在距今5000年的良诸文化中已经有比较显著的体现。其典型的代表事物,一个是玉器文化中的祭祀与权力重器——玉,不仅有着“天圆、地方、中空圆通”的观念与造型,上面还刻有神人兽面的复合图形。考古专家指出:“复合的实质是人们把一种特定的兽加以人化,这就是神……我们认为可以把这种图形简称为兽面神,它正是良渚人的主要崇拜神。”①一个是良诸文化的“土筑金字塔”,即1987年余杭安溪乡发现的瑶山祭台及其墓葬。在海拔35米的瑶山山顶的西北部,祭台遗迹呈平面方形,外围边长约20米,面积约400平方米,由里外红土台、灰色土围沟、黄褐色斑土土台组成,并有刻画兽面神人图案的单节玉——巫觋文化或原始宗教的重要祭器出土。这是良人敬天地、礼神灵的重要场所,也是通过天人相接、人神沟通来体现氏族或部落政治权力控制的一种机制。因此,“天地人神”关系构造和观念结构的世界观,是由来已久的人类文化传统,至今仍然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意识、思维和行为。在我国,现今已发现的最早的具有灵魂观念的遗迹(神灵观念最早的存在形式、整个宗教信仰的发端和赖以存在的基础),是距今18000年的山顶洞人。据估计,全世界有宗教信仰的人口,2008年时已达48亿②。

从杭州景观文化史看,最早也是著名的杭州奇观“钱塘江涌潮”,在西汉文学家枚乘(?-140)大赋《七发》的笔下,八月之望的“曲江惊涛”,“似神而非者三:疾雷闻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山出内云,日夜不止。行溢漂疾,波涌而涛起”,赞叹了大自然景象的神奇。两晋之交的曹毗作有《观涛赋》,东晋时的苏彦作有《西陵观涛》诗,其中曹毗的赋里已经把浙江涌潮神灵化、人格化了,有“伍子结誓于阴府,洪湍应期而来”的描写,已把自然现象与伍子胥的故事联系起来了。后世人拜忠臣谏士伍子胥为江海潮神,至五代吴越国又有“钱王射潮”的故事和“建六和塔镇潮”的举措。可能早在汉代,吴山上就建有杭州最早的祠庙——伍公祠,视江潮为“子胥灵涛”并尊祀与祈福。自然奇观浙江潮,早已成为“天地人神”结构的一种文化奇观,其悠久远在东晋咸和年间(326-334)灵竺山水被神化之前。和名僧慧理一样,春秋战国时的伍子胥及其故事,在杭州景观文化史上据有举足轻重、启端发祥的地位。子胥灵涛”和“灵飞来”两大神话故事系统,是杭州景观文化的创造源泉,和宋明以来的“白蛇传”神话故事一样,对西湖山水和西湖景观文化具有极为深刻的影响,深入国人心灵。这种现象,如果不从“天地人神结构的文化世界”这个视点去观察、理解和言说,就必然否定人类特有的文化心理和历史行为,对此不能有重要的真实认识,也会有“建立在虚幻之上的文化和景观属于荒谬”的拒斥和不解。这种文化现象,不属于“确实如是”的文化,而是属于具有同样重要性的“应当如此”的那一种文化,它对人类的历史、社会、生存和人生有不可缺少的意义与价值。

三、“地因人彰”的文化建构

“地以人名”同时也是“地因人彰”。它表明,景观与人类活动相关,人不仅是景观的自然美的发现者、欣赏者,还是景观的人文赞化者、文化构建者。就西湖山水众多景观景点而言就是如此,并且从宗教灵地成为风景胜地,使某地某处山水由此彰显为西湖著名景观,既有自然风光的美好享受也有历史人文的精神涵养。所以,西湖风景大多并非纯的自然美,也不是纯的人文美,两者之间有一种结合关系,称之“自然人文之美”可能比较确切。

西湖风景之胜,人的作用很显著,其中诸如白居易、苏东坡、杨梦瑛、阮元以及钱、钱等致力并有功于湖山自不待言,历代宗教僧道及其文化活动也同样居功甚伟、着力甚巨。宗教文化对西湖山水的开发、建设、保护、彰显、传扬有极为特殊的创造和贡献,东晋时期的慧理、葛洪是其代表。这两个,正好一方代表了人的作用力,一方代表了神的作用力,巧凿于西湖山水,共同创造“天地人神'为结构特征的自然人文之美。

宗教活动对于“天地人神”的文化世界之构建有最重要的直接影响,它通过人们的信仰和仪礼行为,以“心理现实”的信念认知形式加以肯定,所谓“信者即有”。西湖山水众多景观胜境就是这样被创造的,优美幽雅的山水之美总是与特定的人物、建筑、历史事件、传奇故事与宗教信仰等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建构模式。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湖山水的景观胜境、西湖的自然人文之美,除了具有“天地人神”的文化结构特征,还有“心理现实”与“物质现实”相交融结合的主客观统一特征——这亦可称“心物交集、情景交融”的意境文化特征。“灵飞来”也好,“绝胜觉场”也好,其实都是对山水胜境之妙的一种神奇化或故事化的意境体会和意境描述。有必要顺便指出,“天地人神”所结构的文化世界,它所反映的正是这种“心理现实”与“物质现实”的结合,只不过宗教文化中更倾向于以信仰中的“心理现实”去否定和代替物质现实,肯定前者真实、永恒而后者虚假、有限、暂时。寺观塔幢、绘画造像、香烛钟鼓、梵呗禅吟、经卷典籍等等,都是信仰之心理现实的迹化、物质化或感性显现。这种景观的建构创造,拿现在时尚的词语来说,就是以社会信仰为基础的“人对自然的文化创意”。

总之,“天地人神”的文化建构是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尤其凸显了人类对于世界的宗教掌握方式,也是人类文化心理中根深蒂固的部分。从原始初民到现代人都是在“天地人神”文化结构的认知框架中体认世界、关切人生、追问命运。尽管科学文明、理性文化高度发达的现当代,依然难以摆脱这种历史传统深刻积淀的巨大影响,信仰人口处于增长而非减少。宗教的世俗化、神圣世界的人间化,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西湖山水“天地人神”的文化建构,就是宗教世俗化、神圣世界的人间化的一个范例,人称杭州、西湖“东南佛国”、“人间天堂”不是偶然,并且足以担当。这种在大地人间构建“天地人神”之“诗意栖居”的文化意识和社会历史行为,正如本文所示,可以在5000年前良诸文化的祭器玉、神人兽图腾、瑶山祭台中窥见,在汉代钱塘江子胥灵涛”中感受,在东晋“灵飞来”和“绝胜觉场”中体悟。尤其是唐末五代到北宋、南宋,正是唐宋社会变革与文化转型的中国历史近世化转折时期,宗教的世俗化和神圣世界的人间化进入普遍和高涨,并伴随着宗教的审美化和风俗化。吴越国钱氏诸王的倡佛兴教,佛道文化背景下的儒教复兴,儒道释交融的理学兴起,文学艺术的禅学思想浸润,士大夫文化和世俗民间文化对于佛教文化的接受和深刻影响,统治阶级对于宗教的推崇政策,等等,更令人从“东南佛国”到“人间天堂”的诗性认证中体会到真实——一种心理现实中的真实。因此,西湖风景区不仅仅是一处公共的风景名胜游览地,不仅仅是中国山水文化及其景观美学的经典创造,也还是中国民族特色“天地人神”文化世界的一个经典范例——它寄托了中国人的信仰、理想、情感、诗意和人生向往,一处秀丽雅致的神圣山水。人类何以需要这一存在于意义世界而非事实世界的“天地人神”文化世界?这种“天地人神”的文化意识,何以一如人类生物基因一样的文化基因,具有生命意义和天然特征?这和人类具有意识思维和创造能动性的文化特征有关。美国人类学者马歇尔·萨林斯在《甜蜜的悲哀》一书中指出,人类学家研究成果一再表明,人类生存是为意义而不是为事实。美国学者克利福德·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一书中认为,人是生活在自己所编织的意义网络之中的,而文化正是这个意义网络。“天地人神”结构的文化世界,正是人类自己编织的并生活其中的那个意义网络。本文对西湖风景名胜区及其山水文化、景观美学的这一独特研究,展示了西湖山水一个重要的意义世界和经典范例。

 

 

[作者简介]李一凡,杭州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1.国耀等:《良诸文化的又一重大发现》,见周峰主编:《南北朝前古杭州》,浙江人民出版,1992年版,第118页。

②参见彭自强:《宗教学概论》,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第1页。